王阳明与尹昌衡军事实践与思想比较

王阳明与尹昌衡军事实践与思想比较
（初稿未完，待修改）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吴龙灿

 
内容提要：明代哲学家、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一生屡次领兵打仗，是罕见的以军功显赫著称的士大夫。作为职业军人的近现代军事家尹昌衡，在清民之际安定成都兵变和平定西藏叛乱的战争中战绩显赫，却功成身退潜心哲学思想体系建构，是独创哲学思想体系的军事家。两位军事家出身不同，却都在传奇的一生中留下惊世的平乱功业和高明的军事智慧，他们自觉遵循战争正义原则和运用军事谋略，出奇制胜，战无不克，也有不同时代战争环境迥异和所处战争影响范围不同的不同特点。实践证明他们都是杰出的军事家。
 
关键词：王阳明；尹昌衡；军事
 
 
明代哲学家、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一生屡次领兵打仗，是罕见的以军功显赫著称的士大夫。作为职业军人的近现代军事家尹昌衡，在清民之际安定成都兵变和平定西藏叛乱的战争中战绩显赫，却功成身退潜心哲学思想体系建构，是独创哲学思想体系的军事家。两位军事家出身不同，却都在传奇的一生中留下惊世的平乱功业和高明的军事智慧，本文比较两者军事实践与军事思想方面，发掘他们军事实践智慧和军事哲学思想的异同和启示。
 
一．军事学习、历练与著述
 
1、 军事学习
 
王阳明和尹昌衡在军事实践之前，都有过或正规或自学的军事学习经历。
王阳明的军事学习主要是自学。宪宗化成二十二年丙午（1486），15岁的王阳明出游居庸三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经月始返。”1孝宗弘治十年丁己（1497），26岁的王阳明始学兵法。“当时边报甚急，朝廷推举将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2孝宗弘治十有二年己未1499），王阳明会试第二名，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是秋钦差督造威宁伯王越坟，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时，暇即驱演“八阵图”。“时有星变，朝廷下诏求言，及闻达虏猖獗，先生复命上边务八事，言极剀切。”3《陈边务疏》作为军事论文，可谓王阳明军事自学生涯的“毕业论文”。
尹昌衡接受的军事学习和训练则是晚晴时期国际最先进的正规军校学习和军事实训。尹昌衡19岁时（1903年），四川武备学堂招生，尹昌衡考入第一期，学习非常刻苦，经常熬夜读书。第二年，尹昌衡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选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振武学堂，因校规限制经常夜里在厕所读书，并作军事论文《圣武篇》。1905年尹昌衡与同学组织“研学会”，研究革命方法。同年从东京振武学堂毕业，到青森师团弘前联队实习。实习两年后，与1907年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学习，并加入同盟会军事干部组织“铁学丈夫团”。1908年，24岁的尹昌衡留学日本6年后学成回国，到冯国璋带兵的天津陆军队第三镇实习，深受冯国璋赏识，为军事学习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1 [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姚洋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22页。
 2 [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姚洋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24页。
 3 [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姚洋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25页。


2、 人生历练
 
王阳明和尹昌衡都是人中豪杰，其军事生涯与其人生历练紧密相关。无论早年，还是人生事业紧要关头，均可见其智勇双全，与其战无不克的军事才能和功业如和符契。
王阳明从小就是有计谋的人。少年曾“被窝藏鸟”智斗继母，迫使继母态度大改善。成化二十年甲辰（1484），生母郑氏去世，之后继母对十三岁的阳明不太好，他知道继母信佛，半夜偷偷的把客厅的茶杯放在了佛堂门口，第二天继母起床看到茶杯在佛堂外，虽然很奇怪，但是也没多想什么。王阳明见这招行不通，就买了只长尾林鹗放到他继母的被窝里，继母发现后果然心慌，而王阳明买通了一个巫婆不请自来，上门对王阳明的继母说：“多半是王阳明前妻对你虐待他儿子的行为很不满，于是化成长尾林鹗，你自己多多保重。”王阳明继母听后十分害怕，而找了王阳明说出来这件事，而王阳明却马上陪着继母哭了起来，并且表示自己不怨她，从此王阳明的继母对他视如己出。
阳明在险恶的政治生涯中也懂得用智谋自我保护。武宗正德元年丙寅（1506），刘瑾擅权，二月，三十五岁的阳明先生为南京言官戴铣上疏，下诏狱，廷杖四十，贬谪贵州修文龙场驿驿丞。在王阳明赴任路上，刘瑾派出杀手尾随王阳明，伺机下手。王阳明行至钱塘江，遇杀手，王阳明急中生智，乘夜色逃到江边跳入江水，并把自己的衣物留在岸边，制造了投水自杀的假象。浙江官府和他的家人都信以为真，在钱塘江中四处寻找尸体，还在江边哭吊了一场。王阳明潜逃到福建，想方设法避过追杀，到贵州赴任。
王阳明在重大政治难关，也能屈能伸，难得糊涂，明哲保身。正德十四年已卯（1519）四十八岁懂得阳明六月在江西奉命勘处福建叛军，至丰城，闻宁王朱宸濠反，遂返吉安起义兵，仅43日平宁王之乱。他迅速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不但没有受到嘉奖反而招至飞来横祸。原来，正德皇帝正想借宁王叛乱之际“御驾亲征”，没想到王阳明这么快就平定了叛乱，正德皇帝龙颜大怒，认为王阳明轻而易举地平定叛乱，是对自己的“大不敬”。有官员乘机上奏，说王阳明与宁王串通一气，所以才会轻易将宁王俘获。八月武宗南下，阳明与前来抢功悦君的宦官张忠、许泰群小周旋。王阳明假装把宁王放掉，让自称为“威武大将军”的正德皇帝率领大军“亲自”把宁王捉住。皇上和太监们总算过了一把瘾，上演了一场别出心裁的闹剧。他们“亲征”后装模作样地宣布：御驾亲征大获全胜，平叛以胜利结束等。并立功德碑，把平叛宁王的功劳记在了正德皇帝和宦官身上。如此终于把一场政治危难和杀身之祸化解了。
尹昌衡自小果敢勇毅，为乡里称道。1897年，父为豪民所诬谄，涉讼，年仅十三岁的尹昌衡毅然代父出庭抗辩，致豪民败诉。1911年，27岁的尹昌衡回到四川，初任督练公所编译科科长兼讲武堂教官，秋季大阅兵，尹昌衡任评审官，斥显贵如小儿，画沙示范，论军阵得失，全军大惊，无不怦其严而服其能。此时，军中川籍军人受压，尹昌衡为本省军人鸣不平，川籍军官都团结在其周围，为后来成都军事实践打下基础。
尹昌衡多次孤身深入险地，堪称孤胆英雄。1911年12月24日，民众围“满城”少城欲屠城，尹昌衡乃单骑入城，对满人说：“五族皆兄弟，怎么忍心杀害诸位呢？不拿武器对抗，服从民国政府，才是诸位的福祉。”于是满人归服，放下武器。1913年8月25日，西征军护卫团长张煦在打箭炉拥兵独立，扣押尹昌衡父母、妻子、姐妹为人质，尹昌衡从成都赶回打箭炉，单骑平定了张煦兵变，稳定了川边。
尹昌衡北京之行虽为袁世凯所囚禁，但此行所为亦足见其胆略。1913年10月28日，尹昌衡致电黎元洪：请病假三月，举荐颜谭护理经略使。11月8日，国务院致电尹昌衡：奉大总统令，准给假三月，来京就医。羌民塞道劝阻，尹昌衡三日不得行。途径嘉陵江，颜楷追上劝之功成身退。途径汉阳，黎元洪告之：君勇且刚，不慎，祸且及。到北京，章太炎来看望，哭告尹昌衡：“子不知袁，此来死矣。”尹昌衡均泰然处之。此等危险，他在出发前均已料及，发通电通告天下：
致国务院等电（1913年11月9日）
北京国务院各部各局，武昌都督府、民政署各机关，重庆镇守府、观察署、县署，宜昌观察署转各报馆登载，颜护使转各兵区长、各军官、士卒鉴：
昌衡此次入京，系为边军请命，以解倒悬。临行与诸军约，诸军誓死守地以待昌衡，昌衡拼命星驰以救诸军，辛苦赞同，一刻无忘。是昌衡有南霁云食不下咽之苦，与申包胥立依庭墙之情。每思边军饥寒，昌衡多延一日，则边军多受一日之苦。是以五中欲裂，一息难安，昼夜兼行，水陆无滞。譬之婴儿失乳，但知投怀溺嫂待援，不遑为礼。微为职有专司边务外，绝口不谈他事，更因病剧神疲，于谒见大总统、副总统、参众院、国务院陆财处各部、蒙藏事务局，专陈边事外，一切谢绝宾客。凡同寅同学同乡同宗及交游故旧各友，概不接洽往还迎饯宴送，藉养贱躯沉屙，遥分士卒苦趣。凡百君子，异地皆然，疏之慢衍，当能曲谅。一俟边局乂安，少有余闻，再罄款私，此则昌衡之所深愿耳。临电歉仄，诸惟涵照。尹昌衡叩。佳。印。4
这份通电，一方面说明此次目的纯粹，光明磊落，同时也交代诸方，视死如归，反令袁世凯不敢触犯天怒轻易下手。事实证明，其后袁世凯就如害怕蔡锷一样，害怕尹昌衡挟军自重，虽欲加害，但终不能绝意杀之，仅罗织罪名囚禁，反衬出尹昌衡在险境中的胆魄和谋略。
 
 
3、 军事著述
王阳明的军事著述，主要有兵书点评《武经七书评》和奏疏《陈言边务疏》，《十患十善》《十家牌法》等军事思想撰述。

4 曾业英、周斌编：《尹昌衡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74页。

《武经七书评》是阳明自学兵法的心得随录，或作于26岁始学兵法的孝宗弘治十年丁己（1497）。其评语虽聊聊数语，却深得兵家要诀。《孙子》始计评：
谈兵皆曰：“兵，诡道也，全以阴谋取胜。”不知阴非我能谋，人不见，人目不能窥见我谋也，盖有握算于未战者矣。孙子开口便说“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此中校量计画，有多少神明妙用在，所谓“因利制权”，“不可先传”者也。5
阳明为“兵，诡道也”正名，认为兵非阴谋，乃为孙子“庙算”，既“握算于未战者”，并以“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因利制权” “不可先传”三语解其要义，可谓的论。
阳明对兵书《孙子》每篇都有点评，往往一语中的。如《作战》评兵贵速，以为“不欲久战于外以疲民耗国”。评《谋功》云：“上兵伐谋，第校之以计而制胜之道而已。”评《军始》：“能先为不可胜，以立于不败之地者，特形藏而不露耳。”评《兵势》：“‘奇正相生，如环无端’者，兵之势也。任势即不战而气已吞，故曰以‘正合’、‘奇胜’。”最有其心学特色的是评《地形》篇：
今之用兵者，只为求名避罪一个念头先横胸臆，所以地形在目而不知趋避，敌情我献而不为觉察，若果“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单留一片报国丹心，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计险阨远近”，而“料敌制胜”乎？6
用兵庙算，常以知彼为重点，而阳明特以知己、克己为重，以克制、摒弃个人利害之年为先，从报国丹心的公心出发，如此则无往不利。
阳明对其他兵书评点较略，有的一书仅一条，皆各得其妙。《吴子》“握机揣情”，《司马法》“先之以教民，至誓师用兵之时，犹必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相左右”，《尉缭子》“兵之用奇，全自教习中来”，《三略》“务揽英雄”，如此等等。而有的评点则颇有发明，言人之未能言。如《六略》“寓兵于农”：“无事则吾兵即吾农，有事则吾农即吾兵，以佚待劳，以饱待饥，而不令敌人得窥我虚实，此所以百战而百胜。”此正为屯兵之法真义，而阳明独道其精髓。
孝宗弘治十有二年己未1499），王阳明会试第二名，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上奏疏《陈言边务疏》，认为当时国家军事战略第一要务是“备边”，消除边陲之患。该疏“陈便宜八事以备采择：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7全文从四个方面出阐述消除边患的措施和策略： “蓄材以备急”、“舍短以用长”的人才队伍建设； “简师以省费”、“屯田以给食”的军备物资储备和保障； “行法以振威”、“敷恩以激怒”的军队管理强化；“捐小以全大”、“严守以乘弊”的战略战术。 “戍边” 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要在“严守”，虽为阳明军事少作，但“大都直陈时弊，道出了明军症结所在，所以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反映出他对古典兵略的熟悉程度” 。8
而《十患十善》和《十家牌法》，则为阳明军旅生涯的真知灼见和独特发明的代表性思想。《十患十善》乃嘉靖七年二月十三日《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9中的兵法思想概要。该奏疏达万言之多，先言当时连年官府征伐叛乱的事实和缘由，再以“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的慎战思想为主旨，陈述战争“十患十善”，认为战争是最后的手段，应当通过招抚等政治手段 “不战而屈人之兵”，切不可将百姓推入战争的火海危难之中。《十家牌法》则为阳明在平叛战争中总结的军事御民之法，认为社会动荡、人心思变的根本原因是出自社会治理，为此积极倡导并大力推行“十家牌法”，加强社会管制和群众防治，从源头上减少盗贼和叛乱的出现。

5 [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姚洋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85页。
6 [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姚洋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86页。
7 [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姚洋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85-286页。
8 黄朴民、熊剑平：《知行合一：王阳明兵学思想管窥》，《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9 [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姚洋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67-476页。

仍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姓名，背写本院告谕，日轮一家， 沿门按牌审察动静； 但有面目生疏之人，踪迹可疑之事，即行报官究理。或有隐匿，十家连罪，如此庶居民不敢纵恶，而奸伪无所潜形。为此，仰钞案回道，即行各属府县，著落各掌印官，照依颁去牌式，沿街逐巷，挨次编排，务在一月之内了事。该道亦要严加督察，期于着实施行，毋使虚应故事。仍令各将编置过人户姓名造册缴院，以凭查考；非但因事以别勤惰，且将旌罚以示劝惩。10
“十家牌法”是对百姓实行定位管理，约束以连坐之法，及时发现盗贼与匪乱隐患，官府及时查考追责，防患于未然。阳明在军旅生涯中所书奏疏与文章，还有很多类似的军事思想和举措发明，此不赘述。
 
尹昌衡的军事著述，主要有《武德论》《圣武论》《兵事纲要》等。
《武德篇》11作于1910年5、6月间，该文专言将德之要，阐明如何选上德为将，而军队各层次官兵品德才能各得其宜。该文开宗明义：“圣人欲清宇内，固宏业，是以选上德以为将，其次以为辅，其次以为兵，其次以为民。将欲圣，辅欲贤，兵欲正，民欲顺。”所谓将之武德，则有纯美之质，周遍之化，真实之操，超世之谊，特立之贞，神化之极等几个方面。全文举历史典故而分析论证诸武德不必坚求于四民，不得不坚求之于行伍。最后引证王阳明讲学于军中，归结为讲学养武德：太昭曰：“知讲学之地，知讲学之用，王子其庶几乎？非讲学不足以成军。”12至于讲学的武经内容，初稿为《大学》，收入《止园文集》时，改为“六经”。
《圣武论》初成于日本留学期间，发表于广西《军国指南》1910年6月21日第2期，论述将帅德性修养，认为“古以文德胜”，将帅应当“纲举目张，文修武备”。13先列举弗静、弗敬、弗刚、弗明、弗仁、多欲等将之六病，再谈克治方法。“兹圣学圣学修明，武功赫濯，主静主敬，诸哲纷说，刚毅清明，守仁去欲，乃论厥轨，昭示正鹄。”14尹昌衡并不拘泥于前人成说，而是对传统哲学与军事学融会贯通，分别针对六病提出六条综合治理办法。弗静是六神无主，病在心贼内讧，克治办法是学习《大学》等儒家经学和老庄、佛学思想精髓。弗敬是懈怠放失，克治办法是学习儒家礼学，兢兢业业，庄重自律，严守信用。弗刚是内心怯弱，犹豫不决，克治办法是学习《孟子》大丈夫人格，磅礴胆魄。弗明是神志昏浊，精神散失，克治办法是学习儒家修养工夫，清明心智，煊耀精神。弗仁是刚愎刻薄，离心离德，克治办法孝悌慈祥，博施兼爱，仁风外扬。多欲是唯利是图，耽于声色，克治办法是克尽私欲，澄心杜私，超脱象外。“于是内静外敬，刚毅清明，仁充欲净，圣学乃成。”15此文与前篇相互发明，是一套自成体系的军事人才选拔、培养与任用的军事教育方法论。
《兵事纲要》，是尹昌衡在辛亥革命前夕赠忘年交友人王铁珊所作，主题是“将学之要”，是前两文基础上的体系化的军事学综合著作。全文分全体、达用、育才、兵学、用兵、军制、补助等七章。全体、达用两章是其军事学思想提纲挈领的思想精髓。

10 [明]王阳明：《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姚洋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31页。
11 曾业英、周斌编：《尹昌衡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6页。
12 曾业英、周斌编：《尹昌衡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页。
13 曾业英、周斌编：《尹昌衡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页。
14 曾业英、周斌编：《尹昌衡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页。
15 曾业英、周斌编：《尹昌衡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页。

 
全体第一
为将之道，当先全体。全体者，充其德，养其才，强其体。内静外敬，培其浩然。清明不可得而乱，刚毅不可得而屈。仁正居中，以义为鹄，而后可以任大事。故将学本于圣功，而中人不识也。学术以资之，经历以成之，而真才内蕴。凝其神，健其气，而后足以发智勇。振士气，精力充夫内，而后才德有所载，百务可得而遂矣。
达用第二
    上将不自用其才，而用众材，是以大成。下者具其材，以备人用，是以小成。非此则无成。量材紊等，乱莫大焉。将器有三，而偏辅不与焉。雄武智明，矫健刚毅，宜于统驭。智深学富，周详条达，宜于筹略。谨慎笃厚，细密廉洁，宜于经理。备其学术，厥用乃全。帅者取其长而合用之，贤者诚感之，不贤者术羁之，而后群材合力，大勋乃克。夫物则整齐应合，计其多寡，而适于时。其成也，欲其便而精。其藏也，欲其固而密。其用也，欲其速而整。则物得其所，而庶事举矣。16
 
此两章借用天人合一、道器不离、全体达用之学的儒家经学传统精神，把将帅之学概括为修练武德的全体之学与训练军事才能的达用之学，其内容在《武德论》、《圣武论》中基本涉及而又更为周全练达。其余几章，所论构成完备的军事知识体系。然于育才、兵学、军制、补助较略，而于用兵一章特别详备，所占比例过全书之半，实其特为现代火器时代发明的“尹昌衡兵法”，是当时最先进的世界军事学谋略的提炼和阐发，其实用价值在其后来战无不克的复杂军事斗争实践中得到印证和体现。
此外，尹昌衡后来还有《西征纪略》《劝将篇》等军事著述，《劝将篇》乃上述军事学中武德思想的进一步系统阐发，《西征纪略》为其西征实践的实录，后面论述其军事实践谋略时再加引述。

16 曾业英、周斌编：《尹昌衡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10页。

 
二、军事实战
 
虽然王阳明是以“学做圣人”为毕生之志的士大夫，但军事实践却贯穿其整个人生，成为其入仕之后的主要功业。尹昌衡以职业军人立身，其军事实践却基本集中在清民之际5年时间内，后被袁世凯囚禁北京，出狱后引退专心著述。
 
1、 王阳明带兵军事实践
 
王阳明带兵打战的军事实践主要分三阶段，总七次战役：
第一阶段是正德十一年（1516）至正德十三（1518）时任右金都御史的王阳明带兵在赣、湘、粤三省交界处剿匪，共五次战役。
第一次，大帽山之战。此战发生在正德十一年（1516）底至次年春。大帽山，又称玳瑁山，位于福建西南。此地山峦迭蟑，地形复杂，以詹师富为首的数万匪徒占据相湖山、长富村、水竹、大重坑等险要据点。时任右金都御史的王阳明亲自率军驻扎在前线上杭。然而，官军围剿行动并不顺利。从广东、福建调来的援军，被农民军在大伞一带阻击并打败，无法配合王阳明的围剿行动。此时的局面是据险要之地，与官军对垒，官军并无胜机。正是在此种不利的局面下，王阳明“命令假装撤军，扬言秋季等大军来会剿。却分兵三路，占据险要，于二月十九日夜，全线突击，直捣相湖山。”相湖山是主要隘口，夺取此隘口，转而使官军获得了军事主动。接着，官军乘胜追剿，人数虽然不多，却大造声势，“三股鼓噪穿插，遂喊声遍山野。”王阳明率领的官兵“连破四十余寨，俘斩七千有奇。”（《明史．王阳明列传》）最后取得大帽山之战全胜。
第二次，横水、左溪之战。此战发生在正德十二年（1517）十月。横水、左溪等地位于赣、湘、粤三省交界，地形复杂。以谢志山等为首的匪军率众攻府掠县，势力最大。当时，官军中有人主张先打桶冈，因为桶冈是起义军活动的中心地带。王阳明却主张先讨横水，他说：“横水之敌，见我尚未集合兵力，以为战期还远，又以为我必先去桶冈，而心存观望，乘敌不备，急速出击，必可得志”。（《王阳明大传》）为避免攻打横水时氵俐头等处义军背后偷袭，王阳明采取招抚策略，先稳住縳头。此后实施的攻打横水的战斗可谓精彩至极，《明通鉴．卷４７》如此描述战斗经过：“守仁自驻南康，去横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贼巢左右，进军逼之。贼方迎战，两山举帜，贼大惊，谓官军已尽犁其巢，遂溃。乘胜克横水。”横水破后不久，左溪亦破。
第三次，桶冈之战。横水和左溪破后，王阳明率军开始围剿桶冈。“守仁以桶冈险固，移营近地，谕以祸福。贼首蓝廷凤等方震恐，见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明史．王守仁传》）蓝廷凤之所以愿意约定时间投降，是迫于王阳明的威势。然而他并没有料到，王阳明对他，是根本不打算饶恕的。招降只是个骗局。正在蓝廷凤一心准备投降之时，官军出其不意，大举进攻。王阳明令赣州知府邢珣、吉安知府伍文定、程乡知县张戬等路官兵，冒着大雨夺取险要之地，直扑其巢穴。又令汀州知府唐淳设伏。“珣直前搏战，文定与戬自右出，贼仓卒败走，遇淳兵又败。诸军破桶冈。”（《明史·王守仁传》）以上横水、左溪之战和桶冈之战，前后大概不过两个月。战后，王阳明在横水一带新设置了一个县，即崇义县，其县名一直沿用到现在。
四、縳头之战。正德十二年（公元１５１７年）十月至十三年正月。在攻打横水、左溪、桶冈前，王阳明为避免縳头义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曾给縳头匪首池仲容发去安抚、招降书：《告喻縳头巢贼书》，并送去酒肉、布匹、银子等物，表示招抚诚意。及横水、左溪、桶冈破，池仲容一面派其弟池仲安来联系投降事宜（当然也想侦察王阳明及其官军实情），一面作好迎战准备。为什么要备战？池解释说；“珂、志高，雠也，将袭我，故为备。”（《明史．王守仁传》）珂、志高，是指另外两股势力的首领卢阿、郑志高，此时已经投降官军。王阳明知道池的本意是不信任自己，怕官军是假招降，真围剿，所以要备战。不过他还是假装相信了池的话，“飞檄怒责（卢珂、郑志高），让人伐木开道，表示大兵将去讨伐（他们）。”（《王阳明大传》）并将卢珂擒来，当众杖打三十，关押起来。年关将至，王阳明又令周边村镇张灯结彩，庆祝和平丰收。给义军送去大明历法，表示要让他们过上农耕生活，还邀请他们来观灯……池仲容且信且疑，率领大小头目九十三人来了。为防止意外，池仅带数人谒见王阳明，将其它人留在较场。王嗔怪说：“你们都是我的民众了，留那么多人在外面，还是怀疑我呀？”池等无话可说。王将众人“悉引入祥符宫，厚饮食之。贼大喜过望，益自安。”（《明史．王守仁传》）贵宾般招待几天，春节刚过，王阳明见众人彻底丧失警惕，便“伏甲士于门，诸贼入，以次悉擒戮之。”（《明史．王守仁传》）然后，亲自率兵进攻縳头义军住地，由于首领多已被杀，缺乏得力指挥，上、中、下縳几处很快被攻破，擒斩二千有余。余众败逃到九连山，凭借悬崖峭壁固守。王阳明选精干士兵七百人，换上匪军服装奔至崖下，匪军以为是同伙来归，均引至崖上。“官军进攻，内外合击，擒斩无遗。”（《明通鉴．卷４７》）縳头平定后，王阳明在此地又设置一县：和平县。
第二个阶段是平定宁王叛乱。
正德十四年（1519）六、七月。宁王朱宸濠，藩地南昌。正德十四年六月，已经升任右副都御史的王阳明，被派往福建勘事，“以宸濠生日将届，取道南昌贺之。会大风，舟不得前。至丰城，知县顾佖变告，守仁大骇，遂弃官舟，取小艇，潜迹还赣……宸濠……使人追之不及。”（《明实录．武宗实录》）王阳明为什么要逃跑？是因为朱宸濠以他过生日为机，扣押了前去祝寿的大批地方官员，胁迫他们随他“起义”，不从者皆斩之。因王阳明在南昌以南百里的丰城就获知朱宸濠反讯，因此躲过一劫。王阳明很快到达吉安，与知府伍文定“征调兵食，治器械舟揖，传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工。”（《明史．王守仁传》）很快，江西各地十几个知府、知县以及其它官员，各领着数百上千不等的兵士，前来王阳明麾下听令。当时，朱宸濠叛军势力浩大，总兵力六万有余，号称十万。敌我力量悬殊。“濠初反，即欲趋南京。”（《明实录．武宗实录》）而王阳明最担心的也是叛军直取南京。“守仁……集诸守令、将士议曰：‘贼若出长江，顺流东下，南都不保。吾欲以计挠之，使少进数日，无患矣。’”（《明通鉴·卷４７》）七月壬辰朔，朱宸濠率大军出南昌，袭下九江、南康等地，沿长江顺流而下，抵达安庆。“宸濠既出，守仁乃与知府伍文定等顺流而下，丙午至樟树。”（《明实录．武宗实录》）对叛军的仗怎么打？有人主张与敌主力对决，解安庆之围。王阳明却说：“不然。今九江、南康己为贼守，我越南昌与相持江上，二郡兵绝我后，是腹背受敌也。不如直捣南昌。贼精锐悉出，守备虚。我军新集气锐，攻必破。”（《明史．王守仁传》）于是，官军在王阳明率领下，进逼南昌。“己酉次丰城，分兵为七，期各攻一门。”（《明实录．武宗实录》）辛亥日，官军攻破南昌……正如王阳明提前所料：“贼闻南昌破，必解围自救。逆击之湖中，蔑不胜矣。”（《明史．王守仁传》）朱宸濠果然自安庆回兵救南昌，浩浩荡荡，路经黄家渡。王阳明令知府伍文定率一军正面应敌，装作败逃。叛军紧紧追之。赣州知府邢珣等率伏兵突然从叛军背后杀来，另两支军在两翼包抄，伍文定则掉头反击，致使敌船队大乱，溃退到八字脑……朱宸濠无奈，将驻守南康、九江的兵力调来助战，王阳明令抚州知府陈槐等部趁势收复南康、九江……丙辰日，官军船队与叛军船队在鄱阳湖上麈战。次日，继续激战。官军用小船满载柴草，乘风纵火，烧毁叛军副舟。朱宸濠主舟搁浅，换船逃跑时被活捉。整个战役，包括朱宸濠妃子娄氏、军师李士实、刘养正等，“斩擒贼党三千余级，溺水死伤者三万。弃其衣甲器杖财物，与浮尸积聚，横亘若洲。”（《明史纪事本末．宸濠之叛》）
第三个阶段是广西平乱。
第一次是平定思、田之乱。嘉靖六年（1527），广西思恩、田州土酋卢苏、王受反。王阳明奉诏，总督两广兼巡抚，前往讨伐。王阳明根据情况，实施上上之策：招抚。“守仁赴南宁……（卢苏、王受）二人窃议日：‘王公素多诈，恐绐我。’陈兵入见。守仁数二人罪，杖而释之。亲入营，抚其众七万。”（《明史．王守仁传》）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结果是兵不血刃，和平解决。
第二次是镇压八寨、藤峡的战事。八寨、藤峡的农民军，是几股具有相当大势力的义军，人数数万，长期在大西南崇山峻岭中。官军和当地土酋军多次围剿之，从未取胜。官军来到，义军们以为必将征讨他们，都进入深险之地，凭险备战。此时，王阳明却公开解散军队，转而在当地大力兴建起学校来。农民军久不见动静，慢慢松弛下来……而暗中，王阳明令官军和已经归降的卢苏、王受的土军，“分道而进……堰旗息鼓，悄悄的进山。一军突击，四面夹攻，如迅雷不及掩耳。”（《王阳明大传》）官军夺取险要，满山遍野地进攻，捣毁一个又一个据点，匪军全线溃败，前后斩获三千余人，官军大胜。
 
2、 尹昌衡带兵军事实践
 
尹昌衡的军事实战主要集中在清民之际1910年到1913年之间，分两个阶段，多次战役。
第一个阶段是促成四川军政府与成都平定兵乱。
第一次是策反清兵促成革命军政府。
1909年，尹昌衡从天津陆军队第三镇实习结束后，到广西任练公所编译科长、干部学堂教练，1910年，26岁的尹昌衡回到四川，初任督练所编译科长兼讲武堂教官，继而任编译局总办、教练处会办。1911年5月，清政府组成“皇族内阁”，第二天宣布川汉、粤汉铁路国有，引起全国反对。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仅仅10天会员超过10万人，斗争剧烈。此时尹昌衡屡招川籍中下级军官开秘密会议。8月24日，全省罢市、罢课、拒纳捐税，陆军学堂学生响应殴辱校长姜登选，日本留学归国一年后从广西回到家乡四川，被任命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总教习（相当于校长），后来担任了四川军政府的军政部长。 武昌起义后，手上沾有“成都血案”血债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被迫于1911年11月27日主动交权，四川宣布独立。但是赵尔丰还担着“川滇边务大臣”的名义，手里握有三千边防军。赵尔丰不得已任命尹昌衡为陆军小学堂总办。9月7日赵尔丰拘捕“九君子”，枪杀请愿群众，酿成“成都血案”，保路运动转变为同志军起义。10月3日，尹昌衡至商会谋四川独立，调遣封瑞等川籍军官潜入清军将领叶荃、王铸所部军，激以公愤，策反其军士悉从川将，归即解散学堂，调遣校中诸将入清军将兵，为己所用。10月10日，清政府派端方入川镇压，使湖北防务空虚，武昌首义成功，宣布独立，继而全国各省纷纷独立。10月间四川谋独立，尹昌衡会诸将议私召兵，军界悉附。11月21日，赵尔丰见大势已去，释放“九君子”，提出“四川自治”，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蒲殿俊为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尹昌衡等正式提出要求再成立一镇新军，诸将欲以尹昌衡为陆军部长，蒲、朱不允，坚请乃许，12月2日，尹昌衡出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陆军部长。
第二次是平定成都兵变。
12月8日，蒲殿俊在东校场阅兵、发饷，忽枪声大作，全场哗变，城内火光冲天，哀声遍野，军政府名存实亡。
1911年12月9日，赵尔丰在成都申民强烈要求下维持了治安，成都大街小巷乱兵骚扰，烧杀抢掠，一片哀嚎。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相继逃遁，身为陆军部长的尹昌衡自乱兵中突围，至凤凰山新军驻扎处，召集几百名新军，慷慨陈词，泪如雨下：“全川存亡，在此一举，只要众军听命，昌衡愿作先驱，生死不计！”并拔军刀斩断一树，“若有畏缩，同如此树”。众兵深受感动，愿效死力。于是，尹昌衡率领学生军策马提枪，进入成都平乱，
12月10日，年仅27岁的尹昌衡临危受命，重组军政府，自任都督，颁布以同盟会会员为主的军政府各机要负责人，发布《告全蜀父老子弟书》《再告全蜀父老子弟书》《四川军政府文告》《抢烧奸淫者斩令》，呼吁民众和军人同心协力惩处不法之徒。又利用尹昌衡利用“袍哥”帮规约束数万已进城的革命功臣同志军，在“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号召之下，未能入编的数十万同志军均克日散归田里，至此收服数十万志军。成都暴乱平定后，经张澜提名，川籍军官“公选”尹昌衡任大汉军政府的都督，“九君子”之一罗纶任副都督。
第三次是智诛清督赵尔丰。
成都兵乱平定后，军民要擒杀赵尔丰，而赵尔丰尚拥精兵三千，其党羽川边大臣傅华丰率精兵五千东犯，战争一触即发。兵变期间尹昌衡单骑拜访赵尔丰，并施计假意与赵结盟，说服赵尔丰将三千巡防军名义上交军政府接管。赵尔丰并不在意这些巡防兵，也无心顾忌，随手提笔一封书写要求全部由政府军交管。
12月19日，赵尔丰潜召傅华丰将至，尹昌衡令华封仍守边，华封不受命，进兵逼向邛雅。又报滇军将以诛赵逆为名大举入川，尹昌衡乃昼夜训兵，编列行伍而申警之，军渐可用。12月21日，曾璧臣乘夜入都督府告密：赵尔丰召凤山、傅华封出兵取成都。于是尹昌衡一方面派遣四川宣慰使颜缉祜率军出兵防范傅华封，一方面定策擒杀赵尔丰。
12月22日，尹昌衡举办婚礼，社会名流、军政要员咸来祝贺，尹昌衡命令朱璧彩守住大门。是夜，尹昌衡调集2000余人包围督署，陶泽琨率敢死队冲入清总督衙门，生擒赵尔丰，并迅即在皇城坝公审，尹昌衡当众尽斥其罪，发布《四川都督尹昌衡布告赵尔丰罪状》，并于皇城“明远楼”将赵尔丰斩首示众。
12月24日，民众围“满城”少城欲屠城，为安定旗人并促使旗兵缴械，尹昌衡公开表示：“昌衡处世，一本大公，五族共和，满汉一体，今后尚望同心同德，共建国是。”并以副都督家眷为质，争得了旗人的信任，顺利收缴了旗兵枪械，随后又为满人设学校，谋生计，履践五族共和之志，化解了民族矛盾，稳定了成都的局势。 
第四次是降伏清将傅华封并统一全川。
1911年12月25日，傅华封警报迭至，尹昌衡调配精兵加强城守，又亲自送遣赵南森率兵一标往击之。12月26日，傅华封西兵抵雅州，先锋入邛州。军政府散发《劝谕雅州清军反正文》。12月27日，《尹昌衡、罗纶就职通告》发布。12月28日，傅华封入新津境，尹昌衡派侯国治往攻。1912年1月10日，尹昌衡亲自巡城，遇赵尔丰卫士张得奎开枪阻击，尹昌衡义释刺客，使之成为自己忠心耿耿的护卫。12月29日，全川计有军政府20余处，均自请撤销，渐统一于成、渝两军政府下。尹昌衡发《成都军政府致重庆蜀军政府书》，希望成、渝共相扶济，联为一气，以御外侮，主张统一川政。
1月18日，彭、侯军三战三捷，傅华封退居雅城。围攻二日，克之，俘虏傅华封到成都。尹昌衡郊劳胜军，并释傅华封，授职筹边局顾问。
同时发布《宣慰雅州父老文》。1月19日-23日，尹昌衡择德高望重之绅士为宣慰使，察吏安民，绥靖地方，并制订《大汉四川军政府宣慰使职任章程》。1月27日，四川军政府派张治祥，蜀军政府派朱之洪，为全权大使，在隆昌拟就成渝合并草合同11条。2月2日，成渝合并合同双方批准成立，全川统一。
 
尹昌衡带兵军事实践的第二个阶段是西征平定康藏叛乱。
第一次战役是西征军恢复失地。
1911年10月，拉萨汉兵哗变，到1912年3月，川边已迭电中央及川、滇求救。1912年1月7日，川边告急，边务收支局详报得荣兵变情形。3月13日，西藏叛军攻陷乡城。尹昌衡正病卧在床，而檄书迭传。叛兵破江孜，围昌都，夺玉树，侵巴塘，入里塘，东指成渝，号众20万，纵横五千里。袁世凯传令川、滇、陕、鄂会师进讨。是日，尹昌衡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各报馆：“经营西藏，毋庸外援。”4月5日，尹昌衡致电北京，认为西藏问题必须立即解决，请委任钟颖为西藏行政使，筹办全藏事务。4月21日，袁世凯总统宣布：直视西藏为与中国本土省份相同的省。
4月22日，尹昌衡请于政府：罢滇、鄂、陕诸军，决定抱病西征。4月28日，尹昌衡在总政处提议：吾愿征集去岁有枪支之散兵充实西藏。5月11日，尹昌衡致电政府，请任命熊克武为西藏经略史。5月12日，尹昌衡致电政府，边藏事急，请速筹款汇往印京，转给拉萨，抚慰藏军。6月上旬，叛军定乡攻陷江卡、乍丫；南墩叛变，攻陷稻城，拘道坞守吏。6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电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川军入藏平乱，令云南都督蔡锷派滇军入藏增援。由外交总长陆征祥面告英使，希英国严守局外中立。6月16日，朱敦五标统率西征军先锋支队出发。同日，英驻京公使朱尔典质问北京政府：不照会英国即出兵西藏，究何理由？6月17日，尹昌衡恐军费缺乏，呈请中央急颁军赀。
6月23日，英公使朱尔典面见袁世凯，职责川军进藏平乱。7月上旬，叛军攻陷理塘、河口、盐井，巴塘、昌都被围。7月10日，尹昌衡亲自率领西征军出发。当时，藏军已逼近泸城，闻尹昌衡军至，退于河口。尹昌衡令朱森林率3000兵士，三月坚壁不战。这时候大雪没人，藏军懈怠，乃令刘瑞麟督锐师，会诸军袭入金川，破德格，援昌都。8月1日，西征军不断收复失地，袁世凯心中有了底气，外交部重申中国政府立场：满蒙各地为中国完全领土，满、蒙各地矿产不得私自抵押向各国借款。8月3日，尹昌衡等致电政府，请派员赴藏与英官及达赖交涉。8月9日，董修武等致电政府，请任命尹昌衡为正都督兼西征军总司令，张培爵为民政长，胡景伊为正都督。8月11日，西征捷报不断，袁世凯增强了对西征胜利的期待，北京政府对西征支援的力度不断加强，向汇丰银行借款40万，分给驻藏官员钟颖及经略使尹昌衡作为讨伐军费，并令尹昌衡督师从速前进。
8月17日，英国向中国外交部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企图重订西藏问题条约的“五项条约”。同日，十三世达赖致书及派人与尹昌衡、蔡锷接洽，恳求停火谈判。8月19日，滇军抵达丽江，26日突袭盐井成功。8月30日，尹昌衡电告政府，刘瑞麟所带先锋队已抵察木多。国务院电令尹昌衡切不可贸然轻进，致酿交涉，摇动大局。9月1日，西征军不仅收复了失地，也摧毁了叛军的斗志。驻藏办事长官钟颖电告，达赖喇嘛已派员来议和。
9月7日英公使朱尔典赴中华民国外交部，声明：西征军继续前进，则英政府对于中华民国不予承认，且当以实力助藏独立。同时，俄国亦因征蒙事提出抗议。袁世凯电令各军，停止征蒙、征藏。9月16日，中央电令，以江达为界，不得入藏区。9月25日，民国政府任命尹昌衡兼川边镇抚使。9月26日，大总统电令尹昌衡，万不容轻开外衅。10月1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竟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中国不得在西藏设置行省，排除军队应立即停止。因有西征大军为后盾、袁世凯政府断然拒绝了英国政府的无理要求。10月15日，驻英代表刘玉麟致电中华民国政府：英国允民国政府，若能履行下述条件，则条约范围以外不再干涉：一、履行《中英条约》之规定，不以兵力对西藏。二、优待达赖喇嘛。政府当即许之，于是英国屯于拉萨之军队全行撤军，惟留一师之兵，守备在印藏边境界上。
尹昌衡西征用兵如神，神速平乱，促成了民国政府在外交上的胜利。9月，西征军两月间转战3000里，中路军进军河口、理塘。朱森林乘退追亡，拔河口、围理塘，五日破之。北路军进军昌都、巴塘，袭巴塘，藏军消遁。至此，昌都、巴塘艰危冰解，诸军会师，边防大振，西康悉定。
第二次战役是扑灭藏军反扑。
1912年10月中旬，藏军反仆，大举5万人，日趋200里，至巴塘，旅长稽廉、顾占文拔军东还。尹昌衡亲率80骑载星奔趋，至理塘会诸将，仅聚兵3000余。尹昌衡出奇兵，以少胜多，败藏师于巴西，再败于七村，获其将呼图克图，追至牛古。藏军元气大伤，被迫取消独立，不敢东犯。达赖喇嘛向政府提出媾和。1913年1月，十三世达赖结束流亡，回到拉萨。尹昌衡西征平叛不仅收复了失地，而且收回了民心，促使达赖喇嘛回归。
1913年3月3日，西征军击溃藏军第二次反扑。达赖恳请息战，袁世凯准之，西征军不得过江达以西。经过协商，十三世达赖喇嘛表示愿意服从民国政府，恢复了中央与西藏的传统关系。4月2日，尹昌衡任命孙绍骞为攻乡城总指挥。5月10日，西征军攻占稻城；27日刘成勋绕道攻中乡城，入八格村南峡谷，占领八格村及上乡城各要隘，6月3日，孙绍骞亲自到前线督战、攻占业洼。藏军退桑坡岭。6月13日，袁世凯解除尹昌衡四川都督职务，改任川边经略使，正式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6月25日，西征军攻占定乡。9月，在西拉姆会议筹备期间，西征军进军到距离拉萨200多公里的江达附近，尹昌衡衡改江达为太昭，昭示兵锋已至，表达了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1914年1月28日，西征军收复下乡城、丹巴及39族区，稳定了川边。
1914年7月3日，西拉姆会议举行正式签字会议，忧郁西征军进驻江达（太昭），逼近拉萨，以为会议后盾，民国政府电令陈贻范不得在正式条约上签字。这样《西拉姆条约》就成为无效的一纸空文，英国为阴谋割走我国9万平方公里领土而炮制的“麦克马洪线”亦未获民国政府承认。
至此西征的主要战役结束，西征战斗以完全胜利而告终。尹昌衡西征是中国民国成立后，保家卫国、外抗列强的第一仗，不仅收复了失地，而且收回了民心，捍卫了祖国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
 
 
三、战争中的军事谋略
 
1、攻心为上：战争正义性和良知的激扬

王阳明出于仁道和所发明的良知学说，非常注重战争的正义性。如前面兵学著述中的《十患十善》，以及很多文章中，一再阐明兵惟凶器、圣人不得已而后用的传统慎战思想。他所参与的平乱战争，都是迫不得已才发起的战争。而王阳明更希望的是通过政治手段来平息叛乱，在历次战争中主张和争取通过安抚手段终止战争，减少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和痛苦。嘉靖六年（1527），广西思恩、田州土酋卢苏、王受反。王阳明奉诏前往讨伐，阳明根据情况招抚，成功化解一场可能发生的惨烈战争。
尹昌衡也很注重战争的正义性，并在战争中突出正义要素，尽量使用攻心手段，一方面化解战争惨烈程度，一方面使战争向有利于己方方向发展。1911年12月11日-14日，成都兵变，尹昌衡巡城讲演至哑不能声。并亲自率领敢死队勇士，持利剑，见犯者立斩，三日杀约四百人，群暴胆裂，民乃得安。乱兵集于会馆、寺庙，湖广馆最多，尹昌衡率步卒20人直抵湖广馆，孤身入谈保川之策，激昂至于泪下，感动在场乱兵。尹昌衡说：“往罪尽赦，越货不追；即寺为营，受予驱策，若何？”众兵心悦诚服，受命追随。于是尹昌衡遍巡诸寺馆凡30余所，马首所指，无不迎刃而解，乱兵适定，短短几天恢复了社会秩序。
 
2、兵不厌诈：军事谋略的灵活运用
 
兵不厌诈，是军事战争谋略的特点，往往在战争中化解敌人优势，为自身创造自身条件，化被动为主动，致人而不致于人，先立于不败之地，等待时机一举并实现自身的胜利。
讨伐宁王反叛之战中，为延缓叛军取南京，并给官军赢得兵力部署的宝贵时间，王阳明施用二计：一计是伪造讨伐檄文，发往各府县，称：“都督许泰、郄永将边兵，都督刘晖、桂勇将京兵，各四万，水陆并进。南赣王守仁、湖广秦金、两广杨旦各率所部合十六万，直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军法论。”（《明史．王守仁传》）这个弥天大谎，果然被叛军间谍截获，也果然使朱宸濠担忧起来，不敢贸然出兵。二计是给朱宸濠的两个军师李士实、刘养正密送蜡书一封，大意是感谢他们“迷途知反、为国效力之诚”，令二人及早敦促朱宸濠发兵攻取南京。这封挑拨离间的蜡书，又被叛军间谍截获，“宸濠果疑。与士实、养正谋，则皆劝之疾趋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明史．王守仁传》）就这样，朱宸濠在疑虑中，半个月过去了。见“皇军”各路均无踪影，“乃悟守仁绐之。”（《明史考证》）而王阳明正是利用这个时机，迅速集结起了约八万人的大军，并作好了相应的战斗准备，为后来迅速取得平乱战争顺利奠定基础。
1911年12月15日-18日，成都兵变平定之后，尹昌衡为了约束数万已进城的革命功臣同志军，尹昌衡利用“袍哥”帮规，准“袍哥”设公口，并亲自参加。尹昌衡先在军政府内成立“大汉公社”，同志军各路头目均来祝贺，举他为四川“总舵把子”。尹昌衡反复与各公口“舵把子”宴谈十余日，凌之以威，动以挚情，利用“袍哥”帮规申明约束，使其逐渐就范。接着下达《通饬清查各路同志军真伪札》，惩办冒功生事危害地方者。接着纳其中精锐扩为一师，由彭光烈统之，宣军令，诛违者，民军慑服。旋即通令全省，取消各公口。在“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号召之下，未能入编的数十万同志军均克日散归田里，至此收服数十万志军。
 
3、精诚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与宗教信仰问题
嘉靖六年，广西田州头目卢苏为恢复土司建置，而与思恩头目王受共同起兵，以期给朝廷相应的压力，来促使其放弃对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时任朝廷都御史的姚镆齐集各府官兵，对广西恩田土司进行大规模的征剿，但不幸败北。王阳明此时被任命为两广军务去广西处理思恩、田州的军事叛乱。王阳明到达广西之后，细致分析此次朝廷对卢苏、王受进行军事叛乱的定性并不符合事实。土司的目的并不是与朝廷作对，而是期望朝廷，能够给予他们民族自治的权力，如果朝廷坚持对少数民族用兵的话，不仅会破坏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情感，也会加重当地人民群众的负担，更会使当地百姓丧失对朝廷的政治认同。于是上《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17力述朝廷若穷兵雪愤容易产生国库亏损、民不聊生等十患，并指出若罢兵对少数民族实行招抚的政策可有存养国家元气、安民富业等十善。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流官知府而产生骚乱的事实，使得王阳明开始反思这一政策，在多民族地区实施的有效性与可行性。改土归流，没有给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带来实际的利益，反而与当地固有的文化传统不相适应，而产生新的问题。因此，王阳明迅速解散军队，使得思田的土司看到和解的希望，并及时给予安抚敦促他们率部投降。

17 [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姚洋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67-476页。

王阳明平复思田事件之后，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方式与风俗民情，在多民族地区继续设立土司知府，同时通过流官知府的形式，适当对少数民族政权进行引导与监督，在不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解决了思田患乱。一方面并没有减弱、朝廷对多民族地区的监管，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可见王阳明倡导为政应以德化人，此乃治理一方、得心于民的根本之道，不宜采用刑威相逼，为己谋利而失信于民的方法。在考察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后，王阳明认为这些地方的治理效果之所以不如内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教育落后，思想教化不能有效地普及。王阳明在与当地的瑶族等、少数民族相处的过程中，发现少数民族虽然崇尚巫术，不懂礼节，但是他们都有质朴与善良的一面，只要有人来加以引导，则可以去除人们的愚昧与无知，改变当地的陋习与风气。正心的目的在于克服妄自行为的毛病，通过提升人们的修养，最终把内在的修养转化为外在的行动，促使民众用实际行动来践行礼义。少数民族虽为夷蛮，但是本心的良知却可以被发用，为开通少数民族的智慧，王阳明在平定思田事件之后，在广西创办了思田学校，并亲自进行讲学传教活动，有效地活跃了当地的学术氛围，促进了汉族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西征战争中，尹昌衡坚持“五族共和”的民族团结政策，兴灭继绝，释虏恤灾，秋毫无犯。尹昌衡维护宗教信仰自由，“因其教而治其民”，建佛堂于康定，召诸寺明经巨僧，论普渡真诠，并亲自讲经，听者皆感叹流涕。于是39族争逐藏吏请降，不战而格千里，消除了动乱的根源。在西征的百忙之中，尹昌衡非常重视民生问题，非常注重经济建设。他屯田蕃牧以自养，令将卒与边民通婚，制订了建设康藏的计划。计划修路，架桥，铺设电线，移民，垦荒，种桑，开矿、办工厂，兴学堂，组织商人出关贸易……三年建省，五年备治，十年之内富而固，西筑岩塞，以防英帝，守疆卫国，兴万世之业。
 
结语
 
王阳明与尹昌衡的军事实践，都是以禁乱除暴为目的正义战争。他们在军事实践中自觉运用军事谋略，崇尚功心为上、上兵伐谋、兵不厌诈的古代兵法精髓，每一次出站前后均有运筹帷幄的庙算阶段，而每一次战役都能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克敌制胜的战术，经常出奇制胜、以少胜多，实践证明他们都是杰出的军事家。
他们的军事实践也有些不同的特点。首先，他们所处时代的军事技术不同，所用军事手段也有很大的不同。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是冷兵器和马车交通的时代，因此每一次战役的活动活动范围小，军事行动缓慢，而尹昌衡时代是现代火器和现代交通时代，军器杀伤力强，军事行动迅速。其次，他们的军事活动影响范围不同。王阳明的军事实践，主要是国内政治叛乱和匪盗作乱，政府军事力量和政治手段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影响范围在国内，匪乱则在地方偏远地带。而尹昌衡在清民之际的军事实践，不仅对国内整体政治局势和地方社会安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关系，而且事关国际外交、抵御外侮和国家领土完整的重大国际军事活动，期间还涉及范围更大的少数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