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在广西》——徐柏刚

尹昌衡在广西

        尹昌衡（1884-1953）原名昌仪，字硕权，号太昭，别号止园。诞生于四川彭州市升平镇，一个典型的川西坝子“耕读之家”。尹昌衡自幼勤奋好学，能诗文，善辩论。因家境贫困，乃弃文行武。1903年考进入四川武备学堂第一期，1904年以全川第一成绩被选拔留学日本，先就读东京振武学校（日本士官学校预备学校，学习3年），毕业后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9年毕业回国。
        在士官学校时，尹昌衡渐与李烈钧、李根源、唐继尧 、刘存厚、李书诚、闫锡山时相过从，并先后结拜为兄弟。他们派出去的时候无一不想着学成归来报效朝庭，然而一旦见识外面的世界，情势就不一样了。立马感受到什么是“天壤之别”，目睹外国的先进，都是清庭无法比及的。他们开阔眼界，对新思想持接受的态度，参加各种救亡图存的社会实践活动，革命意识逐渐觉醒。尹昌衡与革命派共呜，于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翌年加入“铁血丈夫团”。 铁血丈夫团”是李书诚在陆军士官学生中的中国同盟会会员中组织的革命历史团体，作为秘密回国的反清敢死队。“铁血丈夫团”的名称是孙中山亲定的，顾名思义，铁与血是革命历史两大利器，丈夫团则取自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目的就是要联系学习军事的同盟会同志，担负革命时期的军事重责。1908年12月，尹昌衡与李烈钧、刘存厚、唐继尧兄弟四人为结拜兄弟，因听孙中山的演说，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极为叹服。这使他们早就意识到了清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
        尹昌衡与李烈钧、刘存厚、唐继尧四人回到北京，正值清政府在荫殿廷试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四、五、六期毕业生，通过廷试授予进士、举人出身。他们按规定参加了清庭为之举办的留学生考试，尹昌衡在日本的言行，清庭有所闻讯，却又拿不出实据，清朝认为尹昌衡有革命党的嫌疑，将他暗中列为“不可靠分子”，未被重用。被分配到天津北洋第三镇作见习哨官（排长）。仅“赐兵科举人出身”，授“协军校衍”。最后李烈钧、刘存厚因唐继尧的关系去云南任管带，尹昌衡则被广西巡抚张呜岐之表侄王勇公推荐到广西陆军。
        当时任广西巡抚张呜岐奉朝廷之命办新军，在省衙设立了督练公所，下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张呜岐为推行新政而积极招揽人才，从龙州调来两位官员主持兵备处事宜：庄蕴宽为兵备处总办，钮永建任帮办，筹建新军。庄蕴宽是比较进步的官员，钮永建较早参加同盟会，是庄力邀来桂的。
        1907年，钮永建赴日本考察军事时，找到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李书诚，要他毕业后到广西去，并代为聘请可靠同志去。1908年，士官学校毕业，邀请同盟会员王勇公、李书诚、陈之骥、孙孟戟等人从东京到广西。
        王勇公的祖父做过工部尚书，不会革命，值得信任。广西巡抚张呜岐让他筹办广西陆军干部学堂。把邀集更多人才的任务交给王勇公（王孝镇），王勇公到北京正值清政府廷试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四、五、六期毕业生，通过廷试授予进士、举人出身。经过多方邀集，约请到一批人如：孔庚、雷寿荣、于绪虞、李乾璜、刘呜基、田家轩、覃鎏钦、仲鼎基、赵士怀、赵恒惕、袁华选，杨曾蔚、韩风楼、尹昌衡等。王勇公一看人数还是太少，又与杨曾蔚到保定陆军学堂，找到革命党人孙岳、何遂，又选了一些内地革命 党人，其中有耿毅、刘建蕃、吕公望、冷 遹 、贺文斌、林光斗、杨卓、倪德喜、杨明远等人，人数共为七十多人。当时都可算比较进步人士了。
        王勇公在上海组织部分人员坐船赴广西，于1909年12月从上海坐船，经过汕头、香港到北海。然后从北海到桂林。同行有三十多位革命志士，据吕公望记载：“士官则杨曾尉、唐之道、孙孟戟、田家轩、孙庚、陈之骥、尹昌衡、雷寿荣、李书城等，军官则何遂、李灵蛮等，其各军校毕业者杨明远、林知渊、钱谟、卢象巽等，”还有应镇藩、董世杰、朱尊三皆炮工弁目毕业生。我祖父徐拱禄也是随这批革命志士来到广西桂林。他们“行至阳朔，与钮永建相遇，始知庄、钮已离开兵备处，由按察使王芝祥兼任总办，局势已小变矣。”
        12月29日，岁暮至桂林。分别分配到军队各部门工作，如兵备处、陆军小学堂、陆军干部学堂、学兵营。学兵营，招新兵一营，以孟戟充营长。陆军干部学堂，以陈之骥充堂长。雷寿荣为陆军小学堂监督，杨曾蔚为兵备处襄办。孔庚为兵备处军需科长，田稼轩为赴蒙古购马委员，吕公望为功科科员。尹昌衡为督练公所编译科员兼小学堂教习，他只想带兵打战，对坐办公室，当然不满意的。经过派定职务之后，他们都是以同盟会的名义借工作之便进行革命 活动，宣传革命主张，传播革命种子，使大批进步青年参加革命 。
        辛亥革命前，桂林是广西的省会。近代史上，桂林，这个控制西南踞岭的重镇，一直是兵家必争的要地。政治上、军事上各派风云人物，以桂林为落脚点，展开各种争夺。当时到广西进行革命活动的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广西籍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东京、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求学，在当地参加同盟会，毕业后回到广西工作，同时进行革命活动；另一种情况是外省籍人士，通过各种关系来到广西工作，其中不少是同盟会员，他们借工作职务进行革命活动。本省籍同盟会员的活动据点大多在政法、文教部门，如咨询议局、法政学堂、中学、师范学堂等单位；外省籍同盟会的活动据点，大多在军事教育部门，如兵备处、新军陆军小学、陆军干部学堂等单位，他们从事新军的训练和教育工作，实际上他们上掌握了广西的新军。
        革命军人认为“一、以桂省新军彼时尚未成立，革命势力可从新造成；二、粤、湘、滇、桂壤地相错，由桂发难，东略粤、北略湘、西略滇，清军仓卒不能分援，容易集事；三、桂为边省，民贫地瘠 ，清庭所不注意，革命事业易于发展。”由于具有这些有利条件大批革命志士云集桂林，准备待新兵入伍后，即发动起义。李书诚回忆录载：“预备在学生毕业后，即编成一个陆军混成协，作为革命的基本队伍，同时与广东、湖南的同志暗中联络，俟机会成熟，即先在桂林发难，广东、湖南同时响应。以这三省作为革命的根据地，最后夺取北京。”
        在各事进行得很有头绪的时候，却接连出了几件事。尹昌衡、覃流鑫、赵正平等人坚决要办一份报纸鼓吹革命，为反清制造与论。创办一份《指南月报》，吕公望任经理，尹昌衡、覃流鑫为编辑，该刊第一期印3000份，很快就销售完了，在桂林产生了较大影响，因“言论过激”，不久巡警胡铭盘派警查封。但首次办刊的效果激励着大家，他们决定再接再厉。为了便于继续出版发行，把刊名改为《南风报》。这次他们又印了4000份，也很快销售一空。该刊不仅登载了石达开“扬鞭慷慨莅中原”的诗，还在封面插画的竹叶中，暗藏“民族革命”四字，旁边画着一个大公鸡在啼叫，题为“雄鸡一鸣天下震动”，结果又被巡警查封。第三次又改名为《南报》，准备大干一场，时，胡警官又来了。说你们办的几个报纸都是鼓吹革命的，大帅看见了愤怒得不得了，我怕你们闯大祸，所以在这里替你们斡旋。我们也不想干涉你们办报。办报是可以的，但每期的稿子都要送我看过，大家好相安无事。这样办报，言论毫无自由，要想通过办报来宣传革命的目的根本无法达到，于是《南报》只好自动停刊了。后来《南报》成了同盟会广西支部的机关报，编辑兼发行人署候声，是该支部的秘书长赵正平的化名，他也是《南报》实际上的主笔。
        广西陆军小学堂是广西巡抚张呜岐受命创办的，成立于1906年。由于是新政主要设施之一，校中教官、管理人员中，有不少是新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的留学生和国内学识丰富，教育有方的新派人物，阵容强大。陆小隶属兵备处管辖。校长由广西兵备处总办蔡锷兼任，以后继任者有蒋尊簋和钮永建。作为广西陆军建设之根基的陆军 小学实为广西重要的军事学堂。
        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记载“广西陆军小学直辖于兵备处，乃清未军制上一种全国性的设施。这是模仿当时德国和日本的军制。由各省办陆军小学，就基本学术科训练三年，毕业后升入陆军预备中学，两年后毕业，再行送入国立保定军官学堂分科受训二年，毕业后派充各军下级干部。这三年级学堂的组织和设备，均极完善，而训练和管教的严格与认真，实为民国以后的中央或各省军官学校所望尘莫及的。”教员中有许多留日学生，他们在留学期间，勤学苦练，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大多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归国。所以他们执教下的陆小学生，各项工作都较正规，平时很重视人素质的培养，教法新颖，学生在校生活极有规律，早起晚睡，出操、上课都有严格纪律。正是这样严格的训练和管理，培养出李宗仁、白崇禧 、黄绍竑、李品仙、叶琪等一批活跃在中国近代军政午台的高级将领。
        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广西陆军小学第二期学员开始招生，计划招收200名。入学考试，因蔡锷生病，兵备处派尹昌衡来堂主考。投考的学生大半是中学生，小学和私塾的也有。 尹昌衡亲自面试，不厌其烦地传学生一个个来，由他亲自面试。接受他的全面考试，他说考上就考上了。他挑选相貌堂堂正正，体格魁梧匀称，颇有些风度和气质，骨子里要有军人气质。当时取第一名叶琪，第二名白崇禧。当晚带他们去见巡抚张呜岐。张呜岐很满意，设宴款侍。
        另一件事，各级官长对学生的民族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也是很注意。当时进步的报刊如《南风报》、《民报》、《梧州新报》等在学生自修时间都有得看。精神讲话每周一次或二次，陆军小学教员中不乏革命志士，慷慨激昂痛谈国家贫弱，或暗寓鼓励革命救国，他有革命活动也过于张扬，有时竟然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其中国文老师赵正平鼓吹排满影响甚大。李书诚他们接办干部学堂后，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革命理论，“用多种方法激发学生的革命情绪”，学生都朝气勃勃，革命的气势，日益高涨。杜誉钦回忆：干部学堂何遂教官率领全堂学生在器械场大声疾呼：“中国近几十年来，政治、军事的腐败，战争失败、外交失败，今天割地，明天赔 款，试问有多少地可割？有多少 款可赔？强邻逼处，瓜分之祸临头，国家危在旦夕，我们吃国家的赐，我们要负起保卫国家的责任。我们不能听从别人把国家送绪外国，我们不能做亡国奴，我们要革命，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何教官非常兴奋，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同学们异常感动，也有不少人流下泪来。何教官接着说：我们今天的课目是‘跳天桥’要从天桥上跳下来，试看大家怕不怕！怕死就不要跳。不怕死的，革命的跟我来！”同学们依次跟着跳下来。他在讲评中说：“各同学有勇气，不怕死，革命有办法”。结果有一学生因跳桥不慎伤其脚，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由此过早地暴露了他们的革命动机，并引起了广西巡抚张呜岐的警觉。
        革命党人在陆军班干部学堂和陆军小学大力宣传革命，风声渐渐传进了抚台张呜岐的耳朵里。张呜岐表面上虽然也装成一副改革的面孔，但这不过是一种自文自高身价的谋略，对于从外地招来的青年，张呜岐本想借他们办起新军，充实自己的力量，因此一开始对他们十分优待，常常请客，于觥筹交错之间笼络人心，联络情谊。然而逐渐觉察到这群年轻人有革命党的味道之后，张呜岐表面上不动声色，仍以开明派的态度示人，肚子里却开始打起了小算盘。
        一天，广西巡抚张呜岐又设宴请杨曾蔚、陈之骥、尹昌衡、孙孟戟、王孝缜几位新来的青年吃饭。酒过耳热之际，席间指点江山，高谈阔论，张故意把话题引向改革飚新。年轻人热血满腔，又没有政治斗争的经验，把老奸巨滑的张呜岐巡抚引为知已，渐渐放松戒备。来自四川的尹昌衡谈得兴起，一句话冲口而出：“要想中国复兴，满清是不能存在的。”王勇公一听话头不对，急忙在桌子底下用脚踢尹，不让他乱说话。王勇公的那点小动作还是被巡抚张呜岐觉察到。张呜岐假笑道：“大家不要有任何思想顾虑，畅所欲言好了。”他还拿出几支新购的手枪让众人传看，凑着他们谈革命。又说：“我是赞成革命的，因此随身携带着手枪，目的就是随时可以用来练习，预备将来革命时好派上用场。”尹昌衡趁着酒后兴起，接过枪来一连放了数响，把屋内天花板打穿了好几个洞。而巡抚张呜岐却连声赞道：“壮士！壮士！”尹昌衡信以为真，遂向他透露了许多革命党的内幕，并说要推举张呜岐为首领。张抚含笑饮酒，一点也不露形迹。席间，张抚还赠给每一把用红布扎好的安南刀。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听了这情况，内心甚为恐慌，思前思后，一夜未能合眼，预知祸事已即将来临。
        1910年6月，巡抚张呜岐秘密调来蔡锷、蒋尊簋，兵备处加强了对军校生的管制。不久，张巡抚进行了人事调整，先将钮永建、李书诚调离桂林，又用自己信任的人接替革命党人的职位，用前任陆军小学总办蒋尊簋为参谋处总办，又调南宁讲武堂总办蔡锷到桂林为干部学堂监督兼学兵营长，以挤掉王勇公等人。蒋、蔡（都是同盟会员）二人一到位，张巡抚马上拘押陆军小学监督雷荣寿和兵备处科长孔庚，并扬言要开军事法庭进行审讯，声言“要砍几个人头给大家看看“。为了救雷荣寿和孔庚，吕公望找蒋尊簋，跪在他面前说：“我是特来向总办自首的，我和王勇公等均是革命党，大家来广西就是来准备起义的。总办在‘浙江讲武堂’的时候，秋瑾曾告诉我，您亦是革命 同志。如果是革命同志，就应该没法救救他们，否则我情愿一死了之。“最后蒋尊簋才说：“这件事你得去找王芝祥，他或许还有办法。”果然王芝祥：“在大帅跟前，我已经说了许多好话，大帅已答应明天不进行军事会审了，但王勇公、孙孟戟、杨曾尉、陈之骥等必须在三日之内离开桂林，这是你们一定要遵办的。“
        第二天发出文告。宣布那一晚赴宴“畅谈革命”的“青年才俊”一律撤差，王勇公、孙孟戟、尹昌衡、吕公望、陈之骥等，撤差札上写的理由是：“浮躁成性，遇事生风为由”限某些人两月内离桂林。特别指定“王勇公、孙孟戟、杨曾尉、陈之骥四人，必须在三日内先行离桂林。并劝以后要服从，勿扰攘取福。”这时革命党人才知道上了大当。经这一番挫折，王勇公和他邀约来桂的大部分同志被迫陆续离开广西。这些热血青年没有能在广西干成一番革命伟业，但由于他们的影响，广西革命气氛愈见浓厚。张呜岐得意地以新军内革命党人已被自己肃清，他没料到自己最信任的那个平日里不动声色的蔡锷和蒋尊簋（创建同盟会时委任宣传部长），其实是“最危险的革命家”。当辛亥革命发生时蔡锷出任云南都督，张呜岐一定傻了眼，他也没看清身边别的许多人，比如李书诚是武昌首义的总参谋长；孔庚是山西革命军总司令；孙孟戟当过安徽省都督；尹昌衡和胡景伊为四川第一、二任都督；蒋尊簋和吕公望也是浙江第二、五任都督；刘人熙为湖南都督；庄蕴宽为江苏都督；陆荣廷为广西都督；何遂曾任过黄埔军校的校办（校长）。
        1910年7月，张鸣岐升任两广总督，巡抚换成了沈秉堃。9月张鸣岐进京引见时，把蒋尊簋带了去，兵备处总办的职务由蔡锷接任。陈之冀、王勇公走后，空下来的陆军干学堂监督，学兵营营长的职位也由蔡锷兼任了。这样一来，整个广西新军几乎都成了蔡锷的势力范围，一时大权独揽，风光无限。蔡锷作为同盟会成员。韬光养晦，深藏不露，也引起一些误会。
      1910年夏，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由于蔡锷总揽新军大权，公事公办，引起一些革命党人的担忧。何遂等人不能理解，不认同蔡锷。为此，革命党人何遂等人到香港找到同盟会的领导人赵声和黄兴。黄兴告诉他们，蔡锷是同盟会员，并写了亲笔信给蔡锷。何遂等人回到桂林后，把信转交给蔡锷并约蔡锷相见，但蔡锷并末赴约。桂林的同盟会员推断蔡锷不是革命党人，于是开始酝酿“驱蔡运动”。
      广西干部学堂的学员要栽减，栽减办法主要是国文考试。而国文水平，湖南普遍比广西好。考试结果出耒后，留下的120人中，湖南有90多名，广西人仅20多人。一些人便以蔡锷偏袒湖南同乡人，排挤广西人，掀起“驱蔡运动”。10月23日何遂等人一看这个倒蔡的绝佳时机，于是发动同盟会员四处宣杨蔡锷任用私人，排斥广西学生。长期以来一直积累着湖南与广西本地人之间的矛盾也因此而激化，社会暄哗，一场轰轰烈烈的“驱蔡运动”爆发了。他们发动了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堂学生罢课，学兵营罢操。见达不到目的，他们又动员师范学堂和政法学堂罢课，同时向抚台衙门请愿，要求蔡锷滚蛋。广西各界人士群起攻击，抚台派人软硬兼施，学生竟然毫无顾虑，高呼口号。时任广西按察使王芝祥坐不住了，害怕乱子越来越大，只好息事宁人，劝让蔡走吧。处于风口浪尖之上，蔡锷也自觉呆不下去了，正好云南总督李经义来电邀他，蔡锷便于11月到云南赴职去了。
       监走之前。蔡锷请何遂等人吃饭，这才首次坦露胸襟：“诸位同学。你们何苦赶我。你们革命党这我知道，我比你们资格更老。你们太年轻，浑身带剌，一不小心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我在这里还可以为你们敷衍，我走了你们更须收敛，以免锋芒太露。要知道，养树要养大才能成可用之材，万不可拨苗助长，我这是经验之谈啊！”
        闻听此言，何遂等人悄然大悟。席间，蔡锷从桌上取了一个炮弹筒子，放在何遂面前说：“这个送给你做个纪念吧。成大事的人都要有个修养，你念过苏东坡《留候论》吗？所谓‘骤然临之而不惊，天故加之而不怒’，你能做到这点，就可成大事”。冷遹朝蔡锷一笑而不言，致洒后，自己连喝三杯算是致歉。后来蔡锷应云南总督之邀，离开桂林，前往云南，才有了后来打响反对袁世凯复辟第一枪的壮举。“驱蔡运动”虽然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是一误会了。经过这一翻闹腾，却使同盟会的实力大大发展。
        何遂、耿毅联络刘建藩、杨明等几个留下来的内地学生，共同商议革命 大计。深感没有组织只凭热情闹革命是行不通的，过去人虽多，但没有组织和计划，乱说乱闹，反把事情搞坏。“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广西陆军班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堂、学兵营等，几个部门的二十多位革命同志终于聚在一起，议定成立同盟会广西支部。大家推荐耿毅为支部长，何遂为总参议，赵正平为秘书长，刘建藩为学兵营分部长，杨明远为陆学班干部学堂分部长，梁史为陆小学堂分部长，蒙经为谘议局分部长。并议定会规，开始发展组织工作。”广西支部出版《南报》半月刊，后该刊更名为《南风报》作为广西同盟会的机关报，赵正平任主笔。同盟会在广西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为辛亥革命运动在广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入会者要填具志愿书。志愿书上写着：“誓同生死，志共恢复，此心可表，天实鉴之。”入盟人、主盟人和介绍人都必须剌破手，压上血印，然后把志愿书烧成灰烬，和入洒中，众人分饮，表示歃血为盟，永不反悔。同盟会广西支部发展会员很快，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仅陆军班干部学堂大部分人入会，五百多名学兵营中也有一百多人入会，陆军小学堂发展了五十多人，就连谘议局的议员中也有十多人加入同盟会。陆军小学堂的学生李宗仁也在这时加入同盟会。耿毅又去运动巡防营，联络绿林会党，同广西天地会首领刘古香建立密切联系。广西同盟支部在南门租了一处房子，成立了“军事指针社”。后又租了福裳街2号的房子，作为活动中心，出版《南报》（后改为《南风报》）。
        在广西，尹昌衡先衙结识状元骆成骧，法政学堂监督、翰林院侍讲颜楷，按察使王芝祥，总兵陆荣廷。骆、颜、王、陆和尹昌衡交谊甚笃，多有关照。但张呜岐对留学生戒心甚大，始终只委任尹担任广西陆小监督，不得迁升。尹昌衡认为位卑禄薄，故多感慨，乃纵情诗酒，狂傲不羁，遂为张呜岐不容，便于1910年讽令其辞职。
        当时，他们住在城内靖江王府，王府内有一座“独秀峰”，相对高度66米，从山顶直劈山脚形成旁无坡阜的孤峰，独秀山体扁园，东西宽，端庄雄伟，南北窄，峭拨峻秀，有“南天一柱”之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诗句就刻在独秀峰上。尹昌衡临行前，感慨万端，在独秀峰下题诗一首：“骥心愁狭地，雁羽恋长空。世乱谁忧国，城孤不御戒“
        张呜岐将这些难以管束的士官生陆续礼送出境，在“欢送”的宴会上。张呜岐曾告诫尹昌衡：“不傲不狂不嗜饮，则为长城！”。尹昌衡则不以为然的回说：“亦文亦武亦仁明，终必大用！”谁也不会会料到，一年之后，尹昌衡成为大汉四川军政府督都，为四川辛亥革命作出突出贡献。
 
 
                                                                                                                                                        徐柏刚于成都    2020,11.8



        此文是辛亥后裔徐柏刚先生撰写。徐先生对四川辛亥大都督尹昌衡，在广西这段历史论述的比较详细。感谢徐柏刚先生对尹昌衡研究的关注。致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