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西征概论
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统一之功
（1）西征起因
在尹昌衡统一全川的同时，“川边”已经告急。英国对西藏觊觎已久，1888年，公然派军侵入西藏。1904年，英国利用俄忙于日俄战争之机，再派远征军侵入拉萨，胁迫西藏地方政府订立非法的“英藏条约”。 清政府因川边动荡不宁的严峻形势，决定实行“固川保藏”战略，在川边地区进行“改土归流”。清廷在川边与西藏的改革，引起英国敌视和不满。他们认为，几年内西藏将成为中国的一个省，西藏向英国开放的通商地，将会转变为向各国开放的通商口岸，英国在西藏的特殊地位将会完全丧失。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接踵而至。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内部战乱不已，中央政府权力空前削弱，不可能出军支援边疆地区；沙俄正向蒙古扩张，策划外蒙独立，一时还无力顾及西藏，正可乘机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英国驻华使馆向英国政府报告说：“四川省一向负责处理西藏事务，但在1912年初该省人民已四分五裂，5个军政府在四川各地行使管理权，四川内部行政机构与税收体系已经瓦解，以致该省既不能提供钱财也不能出动兵员保持至拉萨的道路畅通，看来1800名驻藏川军很可能被切断归路，全被屠杀，藏人将成功地摆脱其宗主国的统治，有效地重建他们的自治权力机构。”
1912年2月，英国政府根据这个判断由英国印度事务部拟定了新形势下英国侵藏的指导方针。这是一个完全剥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的计划。基于这一方针，英国侵略者向达赖暗示“中国暂不敢进兵”，鼓动他们回藏“收复主权”。
国内的分裂势力，是逃亡到印度的达赖十三世，及“改土归流”政策实行后利益受损的土司。赵尔丰废除土司的政策，已经触及到原土司的利益，再加上赵尔丰在推行这一系列政策时，基本采用了高压的手段，使其“改土归流”成果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在川边地区共有防军八营，总数不足五千人，布防达二千余里，本不敷用的情况下，赵尔丰调傅嵩炑，率边军赴援成都镇压保路运动。这样就使川边地区空虚，一些不服改流的土司和寺庙，乘虚作乱。
与此同时，驻防西藏的戍军，闻清政府垮台而分裂哗变。逃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在英国的挑动和支持下，乘机派心腹达桑占东回藏，组织“民军”，驱逐驻藏汉军。并派军侵入川边地区，与川边叛乱势力相互配合，企图控制康区，实现“大西藏”图谋。自1912年5月起，不到两月间，川边地区的重镇巴塘、昌都均被围困，乍丫、江卡、乡城、稻城、理塘相继失陷，号称“康南门户”的河口县也危在旦夕。
（2）西征议决
一时之间，川藏交通断绝，“警报飞至，中外大震”，全国舆情激愤。边藏警报，一日数传：“略谓江孜、亚东失守，拉萨危在旦夕，乞速派兵赴藏。”四处告急，危如累卵。尹昌衡冷静地分析了全局，对川边的危机及其发展与影响作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其一，他认为叛军蜂起首先危及川边，如不及时控制局势，后果不堪。他最担心的是，川边延绵数千里却布防空虚，“惟边军太单，旧日得力之兵，寥寥无几。”而且“查乡番猖獗，藏事失利，全边均将蠢动，军心惶惶，亦乘机暴举。”
其二，他认为川边的危机就是四川的危机，川边不保，则四川难安。他说：“此事虽难，而我决不畏其难也。况西藏又为我川之门户，门户不固，则堂奥莫保。我为全川虑，更不敢畏难者也”。
其三，他认为川边危机直接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中国和印度边界的紧张局面，而印度当时又是英属国，这又会引起英国为边界争端制造口实。他说：“巴塘西南一千五百七十里之杂瑜南境，与英属印度阿萨密东北交界，地吏隶珞瑜。前英兵窜入，并树志国旗。”他尤为重视领土与主权，认为如不及时采取措施，领土与主权都将受到威胁。他说：“边地寥阔，非如宁远、越隽，北接青海，南联印度，东西合计，五千余里。我们民国初成，就把四五千里地方断送了吗？”所以他一再强调：“民国初勤远略，当注重领土主权。”
其四，他认为此次叛乱如不有效制止，最大的危害是将造成民族分裂，这将违背共和建国五族一家的原则。他说：“西藏为四川藩篱，藏固而后川固，川固而后沿江各省固。近日藏警频闻，若不及早挽救，势酿巨患，转违五大民族共同一家之宗旨。”他同时警告大家，如果任其发展，西藏叛军一定会效仿蒙古搞独立，这样不仅是民族的分裂，也是国家的分裂，国家的版图也将随之而残缺，局面势必大乱。他说：“倘藏民无知效尤，蒙古宣告独立，秩序必乱。”因此，他特别强调：“自边藏变起，昌衡即认以为此虽一隅，关系于国家者至巨，维五族一体之基，固外交均势之局，均将于是焉赖。”
其五、他认为这次叛军不除，也直接危及到新建之民国的安全与威望。他说：“西藏扰乱，边事岌岌可虑，非迅速出师不可。西藏虽为中国之西藏，其实为四川之门户，对于中国为藩篱，对于四川有密切之关系。况西藏不失于腐败之满清，而失于新建之民国，诚莫大之耻。”因此，平定叛乱也有保卫民主共和的目的。他指出：“征西军为我全川谋幸福，为中华民国固根基，真是当崇拜，当佩服者也。”
其六、他认为叛军虽然在西藏，在川边作乱，如不及时平定，其势力及影响将波及全国乃至世界。他说：“我国无戡定之能力，外人有干涉之口实，彼时虽有长于交涉之员，亦将无从着手，全藏沦亡，翘首可待。藏亡则边地不守，边失则全国皆危。民国初基，强邻环伺，莽之藏卫，即脱范围，内何以辑抚他族，外何以应付列强。”因此，平定叛乱具有稳定全局的重大意义。议决时大家一致认为：“今日会议，军界如此热心，真皆佩服。此次将西藏恢复，不但四川之幸，中国之幸，世界上亦大有光荣。”
通过上述由川边至四川，再由四川到中印边界；又由领土主权到民族统一，最终由国家主权到保卫共和；这样由小到大，由表及里的层层深入分析，尹昌衡认为此次平叛事大，自己必须亲自率军西征。他说：“至谓筹边藏事，向以川为根据，昌衡等感时局之阽危，怀先人之伟烈，慨然自任，义不容辞”。
尹昌衡又继续分析了自己挂帅亲征的十点有利因素。他认为：“当此存亡一发，惟有昌衡亲征，足以去十失而开十利。川局已定，坐镇自易。立功报国，此其时也。一出大举，泰山压卵；主将亲临，势大名重，灭此燎原，可操必胜；大利一。诛赵擒傅，番逆已闻。能制所畏，畏必倍之；先声夺人，虚名慑敌，番羌纷怯，未敢当帅；一人振臂，千里帖耳；大利二”，“余心素仁，持体亦大：一介不取，无辜免戮；尊崇佛教，深结恩信；使知皇汉，不似暴清；边藏不复反矣；大利七”等十利。
尹昌衡对局势鞭辟入里的剖析，表现出政治家高屋建瓴的洞察力与包藏中外全局的胸怀；对自己亲征十大有利因素的分析，则显示出一个军人的自信、果敢，及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判断力。他的分析判断与决策得到了四川军政要员的认同与拥护。一切准备就绪后，由董修武等致袁世凯电，提出尹昌衡自愿亲征。通电说：“刻据确探报告，藏失边危，河口、里塘相继告警，西藩一撤，全局皆危，势非大举，万难挽回。尹都督闻警发指，自愿西征”。袁世凯同意四川军政府的提议，6月10下令由尹昌衡率军西征。7月10日，尹昌衡率西征大军出发。
（3）收复失地、巩固边疆
如果从1912年5月开始筹划西征经历7月10日尹昌衡出征到1913年9月尹昌衡离开川边，大约历时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期间大小战役数百次，艰苦卓绝。尹昌衡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其中不乏经典战例。这些不是本文的重点，毋庸赘述。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尹昌衡率领的西征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成功他建立的主要功绩何在？西征对国家与民族的意义何在？西征对中国往后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西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三月迅速平叛（1912年7月—9月）第二阶段：击退藏军反攻（1912年底到1913年初）尹都督返成都后回到西征军，巡查边防。战事又起，藏军向波密、乍丫、江卡、盐井、巴塘反攻。三阶段：攻占稻城、乡城，初步稳定大局（1913年4—6月）
需要指出的是，有人怀疑西征是否取得胜利，甚至有人还说西征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如果了解西征的进程，了解西征收复了多少失地，了解这几千里的土地，对中华民族有多么重要，了解外蒙就是因为土地被分裂分子所占领，导致了中华民族的版图的改形，就会知道西征的胜利是多么具体与重要。换言之，西征的胜利与功绩，是可以用收复的失地来丈量的。
我们通过西征的三个阶段的进程以及每个地方的战役及其结果，就可以知道西征收复的地区有，巴塘、昌都等几十个州县地区。程泽湘在西征的第二年就明确指出：“尹督西征，肃清边徼，新建州县三十有余。”尹昌衡在击溃叛军后，设置了相当于省级的川边镇抚使府和32县，巩固了民国政府对川边的统治，为后来西康省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因此，要特别指出，西征的第一大功绩就是收复失地、巩固边疆、恢复西藏。
尹昌衡在总结西征时也明确地说：“縱磺千里，大小百戰，幸托威福，得以無失，至今思之，猶為心悸。至藏入之難，甚此百倍，若仍輕率任事，一隅有失，大局何堪。”
（4）支援外交谈判、维护国家主权
西征的第二大功绩，是在军事上击溃叛军，收复失地，以此为基础，支持中国对英国的外交谈判，最终导致交涉的胜利。常言道“弱国无外交”，其实在国土与边疆之争的谈判中是“无土地无外交”。谁实际控制了土地，谁就在谈判中取得了巨大的主动权。因此，占领土地的军事较量，才是最实质的斗争，外交谈判只是这个斗争的延续。没有土地在手，想用外交谈判的方式得到，即使对方是再弱的政府，成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在西征与外交的问题上，史学界存在着分歧。其一，民初对西藏问题的中英外交谈判，是成功还是失败？其二、西征与中英外交谈判的关系是什么？起到了多大的影响与作用？其三、西征与西姆拉会议的关系是什么？西征对西姆拉会议有何影响与作用？
如果仔细阅读与分析史料，就会发现上述三个问题，史料中记载的如此详尽，从中可以得出清晰的结论：民初西藏问题的外交谈判，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都是以西征的进退为进退，以西征的成功为成功。西征在战场上的胜利，直接为政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谈判方案。这个谈判方案，使柔弱的袁世凯政府处处主动，占尽先机直至最后的胜利。在西征胜利的支援下，创造了虽然是“弱国”但“占领了土地”最终取得谈判成功的实例。
第一阶段：以宣布尹昌衡西征为开端。时间是1912年6月10日至1912年7月10。如前所述，北京政府6月14日正式电令，尹昌衡率川军入藏平叛。6月16日，尹昌衡派出第一支征西军，自成都向里塘出发。有了尹昌衡出兵西征为基础，北京政府对外交涉，开始变得比以往强硬了许多。就在中央电令尹昌衡率师西征的同天，北京政府派外总长陆征祥面告英使：“川兵入藏，全为平乱，至希英国严守中立。”
英国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6月23日，朱尔典往见袁世凯，指责川军进藏平叛，“如果中国政府调兵入藏，扰乱地方，牵动大局，所有责任惟中国是问。”他警告说，如果川军进入西藏，“英王陛下政府将不会再向中国提供任何贷款。”英国一面对北京政府外交施压，另一面唆使叛军大举进犯。叛军趁势攻陷理塘、河口、盐井，巴塘、昌都被围，川边频频告急。尹昌衡率军西征，开始击溃叛军，收服失地，英国预谋已久的西藏独立计划被逐渐瓦解。袁世凯心中有了底气，他十分坚定地答复：“民国政府因西藏动乱而出兵征讨，属当然权限内，断非他国所容喙”。
第二阶段：尹昌衡西征出发后的交涉，时间是1912年7月至1912年9月。7月10日率领西征大军自成都出发，直抵炉关，特派联队长朱森林率部下直逼里（理）塘，业于12、14两日顺次克服麻盖宗、剪子湾、西俄洛三要隘。大军西进，捷报频传“军民鼓舞，声威既树，贼胆顿寒”。北京政府得此战报，信心大增。8月1日中国外交部通过中国驻三国外交代表发表声明，重申中国政府的领土立场。
北京政府在外交上频频出击。8月13日，又发表《满蒙藏之主权五事》声明：“民国对于各国侨民力任保护，各国不得借保护侨商为名，增加军队及分派驻扎等事；现蒙、藏乱党反抗民国，是为国际公法所不许，外人不得为蒙、藏乱党之主使者。”
作为回应，8月17日,驻京英使朱尔典为西藏事照会外交部，并
发出了致中国政府，措辞更加严厉的声明：“不能承认中国有干涉西藏内政之权”，“英政府对于中国官员近两年在藏占夺行政权限之事，概不承认”，“并劝告中华民国不得再任官吏有上言干预西藏内政之事”，“惟中国于拉萨或西藏驻无限制兵队一节，英政府不能承认”，等五条声明。同时警告说:“日下派出之远征队,应即停止。”北京政府得文后,对外交上不承认政府的威胁未予理睬，对五点声明暂时也未做答复。但是，另一方面，继续支持西征大军向西藏推进。
第三阶段：西征取得第一阶段胜利后的交涉，时间是1912年9月至1913年6月。西征出兵近两个月，势如破竹。8月23日尹昌衡电告中央与各省都督说：“川兵西入，无战不捷，克复收抚，十已七八。方略固秘，胜算已操。”袁世凯闻电大喜，8月31日致尹昌衡电说：“尹都督此次剿办边番，极为得手，拟仿伊犁镇边使之例，授以川西镇边使，节制川边文武以下职权区域。”尹昌衡率军乘胜推进，到9月12日已是“昌都入手，西北大定”。他发电给袁世凯说：“兹既昌都入手，巴安围解，里塘克复，贡觉收回，继定三岩，旋收同普、三瞻，白玉得以布防，稻坝、乡城哀求降顺。川边全境，一体肃清。”9月19日巴塘、里塘大道已通。9月24日，尹昌衡认为军事上的胜利，已经为外交上折冲樽俎赢得了先机，还有赖“喉舌继其后”，通过谈判取得外交上的成功。他说：“第以近接强邻，动关国际，交涉匪易，进止多艰。昌衡请以生命当其锋，赖诸公亦以喉舌继其后，同声急呼，河山响应，群策并进，坛坫增光，千秋之业，在此一举。”
如尹昌衡说言，外交谈判确也“交涉匪易”。10月1日朱尔典不甘心暂时受挫，竟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公然干涉内政，要求中国不得在西藏设置行省；西藏内政，中国政府不得干涉；中国派驻西藏代表限一人，只负责指导外交；派出军队（指尹昌衡征藏军）应立即停止。袁世凯政府断然拒绝了英国政府的无理要求。随后，中国外交部正式具文逐条批驳了英政府的照会，声明西藏改行省一事，为民国必要之政务；查中国政府驻扎西藏之军队，未尝一无限制，惟依据条约，驻扎必要之军队，维持治安而已；中国之于西藏拥有完全主权等。对于英政府声言，若中国政府不将以上各条承认，英政府亦断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北京政府坚定地予以驳斥，认为承认中华民国是另一问题，不能与西藏问题并为一谈。
西征军事上的胜利，除了收复了失地，第二大成果是彻底摧毁了叛军的斗志。西征大军“所至向风传檄，边藏畏服惟。”叛军已经不敢应战“查藏番闻风，业已停战，”十月中旬，达赖喇嘛被迫向政府提出媾和。英国政府也发表声明，只要西征军不进军拉萨，并优待达赖喇嘛，英国驻屯于拉萨之军队遂全行撤退。北京政府接受了上述条件。显然，袁世凯认为西征收复了大多数失地，达赖喇嘛也已提出媾和，与英国谈判的砝码已经足够，因此在攻取拉萨的问题上做出了暂时的让步，这样不至于激怒英方，又为交涉留有余地。在尹昌衡正准备令边军集于昌都，战俄洛桥，取道入拉萨时。袁世凯电令尹昌衡：“川军屡次获捷，均于迭电嘉奖，并饬将出力人员查明电呈存记，以备论功行赏。藏事迭经英使商阻进兵，尚未解决，刻国务院筹议办法。该军已到察木多之队，务饬切勿过该处辖境，致酿外衅，牵动大局。”尹昌衡回电说：“惟是时局多艰，外交棘手，自当谨遵电令，暂勿令川军过江达以西。至前者驻藏军队，仍使遄返，亦系正办。敬乞转告英使，毋滋疑虑。昌衡既守钧命，不得直抵拉萨，则江达以东，传檄可定。”
袁世凯以西征大军围而不攻为后盾，在外交上做出了更为强硬的态度。12月23日，中国政府对8月17日的英国政府照会作出答复，明确宣布：第一，1906年中、英有关西藏的条约规定，除中国外，他国均无干涉西藏内政之权，英国8月17日的照会声称“中国无干涉西藏内政之权”是没有根据的；中国是否改西藏为行省，纯属中国内政，不许外国干涉，但“中国对西藏并无即时改行省之意”；第二，中国“并无派遣无限制军队”驻扎西藏之事，根据1908年的《修订藏印通商章程》，中国有权派军进藏保护商埠与印藏交通；第三，承认中华民国是另一问题，不能将此事与西藏问题“并为一谈”。
第四阶段：西征取得全面胜利后的交涉，即西姆拉会议。时间从1913年6月至1914年7月。1913年6月25日西征军攻占定乡。至此，西征的主要战役都结束，西征战斗以完全胜利而告终。英国原本的计划已经彻底落空，英国无奈，只想凭借自己强国的地位，筹备西姆拉会议，在外交上做最后的一搏。9月，在西姆拉会议紧锣密鼓筹备期间，尹昌衡率领西征军，进军到距离拉萨仅200多公里的江达附近。他致电袁世凯说：“及各番官所部进扎硕板多等处，屡次集合，计划东侵；多数藏兵均以迭经败北，面我兵辄行解散。噶伦潜退，达赖气沮。而波密三十九旅百姓投诚后皆密请进兵，愿助军粮并作向导。”他一面希望趁势西进“趁机占领江达，进窥两藏”；一面也告知袁世凯，西藏叛军不是潜退，就是气沮，多数还选择投诚，在战场上已经彻底失败。而且叛军内部也已动摇，“惟查藏中人心不附，兵溃民怨，内乱将起”。因此，根本没有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资本。最后他在通电中特意指出：“昌衡当以会议期间骤然进兵，恐与中央电令抵触，非饬“未可轻动，敬侯转呈请命办理”。
尹昌衡大军压境，对英国与叛军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量。就在西征军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叛军溃不成军，纷纷投诚的形势下，西姆拉会议于10月13日正式举行。会议由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主持。夏扎率先发难抛出与英方秘密协商的条约草案，要求确定西藏为独立国家；重新划定西藏和中国边界；中国不能派员驻藏等。这些要求，关键在于割断西藏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搞出一个“西藏独立国”。10月30日，第二次西姆拉会议上，陈贻范据理驳斥伦青夏扎的言论和六项要求，详尽阐明自元代以来，明、清各时期，西藏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1914年2月17日，举行全体会议，麦克马洪抛出“调停意见书”和一份地图，公开提出划分“内藏”与“外藏”，并在地图上标明界线。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先使“外藏”在自治旗号下行独立之实，从中国分裂出去；然后等待时机，再将“内藏”并入。7月3日和7日，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两次照会英国政府：中国政府不能擅让领土，致不能同意签字，并不能承认未经中国政府承诺之英、藏所签之约，或类似的文牍。陈贻范在最后一次三方会议上宣布了中国政府的训示：拒绝在所谓“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并且发表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中国政府同时将此立场照会英国政府。会议最后以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胜利与英国的失败而告终。
通过上述四个阶段，西征进度与外交进程的分析，西征对外交的作用，以及西征与西姆拉会议的关系，应该十分清晰了。其实，这个问题，尹昌衡在一百年前就解决了，而且说得一清二楚。尹昌衡在西藏叛乱之初，就认识到武力征服对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他对袁世凯建言说：“論外交政策，必先有武裝，而後可望和平；即内務行政，亦必有武功，而後誕敷文德。大總統以和平解决為希望，而欲達和平解决之目的正不能不多為之備。”
（5）打击藏独势力、维护民族统一
西征的第三大功绩，是打击叛军分裂势力，维护民族统一。9月10日尹昌衡给袁世凯发电说：“昌衡出关，纯用仁抚，不僇一夷。所至向风传檄，边藏畏服。”西征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对叛军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量。尹昌衡之前已驰檄告谕边藏叛军：“今天你们辄敢抗拒官兵，蹂躏我汉民，实属目无法纪。今本都督决定统率大兵，前来征剿，你们如能回心向化，本都督宽其既往，一概不究，自当加意体恤保护。”西征大军在气势和声威上，均给叛乱者以沉重打击。到1912年9月叛军就感到难以支撑，产生了议和的愿望。达赖喇嘛派堪布二人前来议和，提出条件大致：一、恢复达赖教权，加崇封号。二、华人对于佛教及僧寺，不得仍前侮慢。三、西藏行政重大事宜，可与华官商议，惟不得于西藏改设行省及视为领土。四、中国不得于拉萨驻扎兵队，办事官、卫兵，限制二百人。五、撤退尹司令征藏兵队。其中，最核心的是第五条的撤退尹司令的征藏军队，他们希望以此为缓兵之计。北京政府拟决议后，电饬钟颖转告达赖，第一条恢复达赖教权可照允，惟须加入达赖不准干预政治字样。第二条可照允。第三条改为西藏重大行政问题，藏民有陈请权，由中政府察择施行，俟藏局安定后，政府如何改设行省，达赖不得干涉。第四条限制中国兵队，应取消。第五条改为现在一面电饬川军缓进，一面另派兵赴藏镇抚。表达了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统一的决心。
尹昌衡认为叛军在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威慑下，妄图独立的嚣张气势遭到沉重打击，内部已经出现明显的分化。此刻应当更加注重以德感化的政策。他说：“谨查边藏夷情，非威德深得其心，难保长治久安，就我范围。”他进而提出：“方今庫逆鴟張，外交棘手，大總統權衡緩急，對於西藏策取懷柔，崇達赖之封，復葛倫之職，派員慰問，溫語撫循，孤詣苦心，普天共谅。”北京政府采纳了尹昌衡的建议，10月28日复达赖喇嘛之封号，同时俸金亦复其旧。并邀请达赖自赴北京，与政府当局直接协定中藏之关系，以一扫双方之误解。
达赖喇嘛向政府提出媾和条件，由驻藏办事长官经印度而电致国务院。其条件如下：一、西藏人当与汉人有同等之权利。二、民国政府每年补助西藏五百万两。三、西藏人得以西藏境内之矿山自由向外国人抵借。四、西藏人得自由式练兵，民国政府不得干涉。但承认得以我国内地军队一千五百名派驻于西藏。五、一切官制，虽照民国政府之规定施行，而人才则采用西藏人。这个媾和条件已经不敢提出
“惟不得于西藏改设行省及视为领土”的藏独要求，因此北京政府对上述条件基本认可，只是明确指出，第三条以矿山自由为外债之担保，实为侵害领土主权之行为，绝对不能承认。
叛军边媾和边发动军事挑衅与反攻，但每一次都被西征军击退。直到在巴塘与里塘被西征军打败，彻底丧失斗志。据《英藏交涉始末记》之记载“加之巴塘、里塘西藏军既为征西军所败，达赖为之气馁，无最后接续奋斗之勇气，遂私款蒙藏事务局，而授意于民国媾和。”
袁世凯颇为得意，以胜利者的姿态复电达赖喇嘛说：“顷阅来电，具稔共图和平，联合五族之意，良深欣悦。前此汉番多事，皆由政府与贵喇嘛隔阂，嗣后文电往复，彼此诚意，皆可通达，实汉番之福。前已电致贵喇嘛转饬所属停战，想宏宣佛法，慈爱为怀，必已照办。现特派专员赴藏，商办善后一切事宜，务望贵喇嘛详为指示，使汉番同享幸福，则贵喇嘛之功德无量矣。”
以上事实不难发现，叛军最怕的，是军事上的沉重打击。只有西征军在战场的彻底胜利，与叛军在战场上服输，才有达赖越来越谦卑的媾和要求，才有袁世凯对达赖“具稔共图和平，联合五族之意，”的良深欣悦。
（6）平叛与治理的成功经验
西征的第四大功绩，是为建立民国后的中国，提供了在边疆平定叛乱、安抚边民，处理复杂宗教问题的成功经验。
尹昌衡决定西征的同时，就做出了对叛军及反民恩威并举，以德为重的政策。在1912年6月16日送西征先锋队出发时，尹昌衡宣布了这一政策。他说：“蛮人为我五大民族之一，现虽反抗，务使翻然改图。我军到时，对于蛮人，即一草一木，不得妄取，亦不得轻杀一人，临之以威，亦当感之以德。前此赵尔丰不德，我同胞不惮，以土枪土炮起而反对之。我军能以德意感蛮人，则蛮人之晓事者，必先归顺，而叹我民国之军迥非满清可比也。”当自己亲率大军从成都出发的誓师大会上，他又重申了这个重要政策：“满清时代驻藏之兵，对于藏人感情，异常恶劣，今以恩抚之，以威临之，使西藏永永为民国之土地。”
尹昌衡的政策，是总结以往对藏政策的基础上制定的。他认为前清政策最大的失败，首要原因就是酷吏的残暴统治。他说：“查前清之際，無年無戰，推厥由來，均由吏治窳敗。”他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前清时，赵督西来，残杀掳掠，无所不至，不得已赴辕投诚。当时只命上粮，别无差役，逾时未久，而苛税频来，人马有税，房屋亦有税。偶尔违误，非刑立至，迫而走险。辛亥复叛，巴塘派兵进剿，焚毁房屋三百余间。旋派头人纳款，又将头人立地正法，或剥皮，或挖心，任其所为。于是愤然思变，实非得已。”他认为民反更深层次的第二个原因：因为人民被欺压没有申述的正常渠道。他说：“邊民言語難通，邊地交通不便，吏易欺上，民情難達。”其三，是前清在制度上，没有对官吏的有效的监督与管理。他说：“既無議會以監督官吏”因此“每因一吏失政，竟致烽火頻驚，推原禍始，情實可矜。”官逼民反，民真的造反，则罪加一等，造成恶性循环“反罪既成，恕又不可，多致興兵，終成吏虐。”其四，他认为封建专制没有给人民一个表达自己意愿的地方，更没有宣泄自己情绪的渠道。他说：“又無報紙以疏通下情，非有積忿，不肯發洩，及其既發，遂多暴行。”上述分析，应当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第一次有政府大员、平叛军总司令，以民主共和的执政理念，去思索与总结叛军和反民为何会反叛的原因。尹昌衡在深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实施了对叛军与反民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
其一，选择循吏，严肃纪律，并设观察使，监督吏治。他说：“昌衡痛恤民瘼，深憂國事，惟有慎選循吏，嚴肅官規，監督務期嚴重實惠，乃可及民。擬於邊地設觀察使，專以監督吏治，責令實行。餘就現區之州縣，或設知事、或設委員，實力敦促，成效可期。”
其二，护教保民，力保宗教。在西藏宗教的势力与影响巨大，合计三千四百八十二座寺庙，其中大部分，皆揭独立之叛旗与中国对峙。如果处理不好宗教问题，势必引起更大的对抗与冲突。反之，宗教政策被教民接受，就会产生对政府极大的向心力，即可保一方平安，边疆稳固。尹昌衡率军平叛才一个月，就发表了著名的“西较场山岚喇嘛寺的演讲”。首先，谈宗教真理，让僧侣佩服他对佛教精髓的彻悟。他说：“尔僧众注意，吾与尔论宗教真理，其各敬听勿。释迦之在菩提树下，乃自证心迹。原佛教之体用，只有二端：内而明心见性，悟到空空。外而施无上法力，渡尽众生。”其次，谈自身对佛教的感情，让僧侣感到理解与亲近。他说：“本都督平生好佛，尤敬宗教，尤爱尔等喇嘛，此番提兵入藏，实为保护尔等宗教而来，拯救尔等喇嘛而来，渡尔等登极乐世界，使佛教放极大光明而来也。”再次，清楚地交代了对僧侣的政策。他说：“本都督之普渡众生，亦是从明心见性发出来。第一，本都督不贪。凡尔藏番僧众一草一木，颗米文钱，皆不收受，非若从前满清官吏动辄需索尔等，剥削尔等。第二，本都督不嗔。此番提兵数十营，皆是最精悍、最明战术之师，非同从前满清老弱充数，枪炮不利者也。然兵虽强，炮虽多，却对于尔等恭顺番民，并不杀一人，发一弹，只是保护尔等。且从前有反叛罪恶之人，只须改悔投诚，便从宽宥，非同满清官吏妄加杀戮。第三，本都督不痴。凡尔番民僧众之真诚善良，一见了然，狡诈欺饰，难逃鉴察，非同满清官吏动辄受人愚弄，被人欺罔。因此，我心既明，我性毫无渣滓，真能自见，故竭力提倡保护尔等。尔等果能如菩萨之慈悲救世，断无不立地成佛之理。”最后，表明对佛门罪人绝不姑息，则显示了都督的威慑。他说：“三戒未除，万恶环生，则是佛门罪人。本都督即不加诛戮，佛菩萨亦必不能救渡。”
这是一百年前宣讲宗教政策的经典之作。僧侣对比前清赵尔丰的暴政，从敬佩到发至内心的接受与拥护。尹昌衡的宗教政策，以此为开端，获得僧侣们的支持，这也是西征顺利进展的重要因素。
其三，巩固改土归流。尹昌衡客观地评价赵尔丰的改土归流政策，他说：“查鱼通一带土司，已由前清赵尔丰改土归流，利国福民，自当仍旧。”因此，他继续推进改土归流政策。当土司重贿尹，想从尹处得到土地，被尹拒绝后，又到中央活动。尹昌衡一面发电致中央说：“昌衡来边，屡以重贿请求，未敢误国，一介不苟，寸土难与。该土司等无法蒙蔽，远奔中央，希图取巧，冀逞私欲。祈即阻止，免失边隅。”一面取消各路土司，派员分头设治。在他们的努力下，“川边地方数千里，改流设治者三十余处，从前羁縻系属之地，近已成地方行政之区”
其四，统一机关，设立边藏镇抚府。尹昌衡认为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后，治理就是最重要的事。“川藏万里，遥制殊难，统一机关，亟须建设” 以便于政务通达，长治久安。他向中央发电说：“川边肃清，戎火畏怀，军事既终，设治宜急，非有重镇，难期长治。昌衡集合文武，询谋佥同，将筹边处、西征军及新旧各机关一律取消，设立边藏镇抚府，控制江达以东，飞越岭以西，振军外视，设官分治。尹昌衡派妥员，前往组织边藏镇抚府，练兵一镇，第一次总长即由自己兼代，等大局既定，再请中央派简员接任。
其五，实施数项得民心的德政。他认为边远用兵，在精锐，不在多。服夷之道，在威德，不在力，“羈縻籠'bdj之際，重在得民心。循序漸進，始克有成。”他采取的政策首先是纳降抚顺。他对叛军与反民宣布政策：“查乡番来文，词意恳切，深堪嘉尚。果能倾心归化，缴械投诚，本都督决不致残杀番民，致伤天和。仰孙指挥等速行宣布本都督德意，以免乡番狐疑。”他还特别强调：“尹都督此次亲征，护教保民，仁爱无比，并准呈诉困苦，莫名感佩。况赵督已除，夙愤已释，且尹都督所带军队，原为保护边地人民，维持宗教起见，并无苛刻行动。如巴塘、盐井一带投诚，诸蒙优待，不咎既往。乡城一隅，亦恳垂怜抚恤，永作良民，不萌他志。投诚之后，再行呈诉前冤。”其次，是护民保商。在激烈的战事进行之时，他还想到“踏勘矿地，招徕商民，”同时还提出，重在让商民得到实惠。让商民在“實力經營之時，重在收實益”再次，是深恤民艰，减兵省费。他下令道：“西征军费，罗掘俱穷，瞻念穷乡，莫名酸恻。幸军士用命，大敌荡平，已命十四标二营开拔归省。以后自十月起，司令部费用可核减一万。自十一月起，该营回省，则西征军费再可核减一万。从是以往，苟可核减，再为竭力。传知各镇，务须深恤民艰，尽力减兵省费，以福桑梓。“
其六，通盘筹措，计划久远。他指出：“惟川邊之難，實自藏番倡之，倘非拔本塞源，終難久安長治。” 1913年3月，尹昌衡提出了“川边设治之区划”言：“川边幅员辽阔，旧皆土司属地，前清曾有设治之议，未尽实行。兹由尹镇边使通盘筹画，”于是重新分划区域，设官分治，在整个川边實行建設邊地府、廳、州、縣，并畫清區域。他说：“从前土司藏番野蛮专制，田土财帛取予自由，妻妾子女任意强占。自改流以来，蒙情观悦，内附甚坚。此次分划区域，设官分治，当可加意经营，以固边圉。”另外，他还精心制定了三年的筹备计划。
尹昌衡的德政收到了极佳的效果。在军事上，招抚的感召力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藏人近亦传尹都督之贤良，人人愿降。”使西征军得到了越来越多藏民的拥护，西征大军一到即下，因招抚良民已经过三分之二。得人心则得胜利。在政治上，人们看到叛军与反民在归顺后，都得到妥善的安置，顺民百姓就更觉政通人和，有所依靠，政理民安，庶務大整，全邊之政盛於舊時。
当民众得知尹昌衡将离开川边时，全边土司暨驻炉番商僧俗夷民，共同给袁总统及各省都督、议会发布通电挽留尹昌衡。通电说：“尹督来边，不但未尝杀一夷人，并未杖一夷人，不但未取我夷人一钱，并且厚加抚恤。我夷人兴灭继绝，土司大族，人人保全，并且讲经说法，提倡佛教，全边人民，爱如父母。所以满清以前未投入之土司，一律投诚，支差纳兵。尹都督勾胥粮绝，皆愿献粮。所支之差，事倍前清，民无怨辞。各寺喇嘛，皆供俸尹都督之像，呼为旰佛。全边僧俗，莫不拒绝藏人。藏人近亦传尹都督之贤良，人人愿降。即是汉人共见共闻，皆称尹都督是护身佛，一口同音。所以乡城赵尔丰攻八阅月，尹都督一到即下，因招抚良民已经过三分之二。此事中央各省不知，我边人无不知之，即四川人民亦皆知之。今闻尹都督不为都督，罢职归田，我全边人民，无不惊惶，如失所天。现在炉城近地如此边远地方，闻之必更惶恐，万一藏人乘隙侵入，扰害我僧俗人等，生命财产，必不能保。此皆至极之言，万望留我慈父母，除我等号泣留尹都督，人人愿递斫头甘结，号泣电请维持。全边土司暨驻炉番商僧俗夷民泣叩。”通电发自肺腑，情真意切，这是人民对尹昌衡平叛与治边政策与功绩最好的评价。
（7）小结
尹昌衡西征最具载入史册意义是：1、西征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以保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统一为目的的第一次战争。尹昌衡也明确表示：“民国初次用兵，一蹶必擒大绳”。
2、西征击溃了叛军，收复了失地，有效地遏制了英国联合西藏分裂势力以武力侵占川边，搞“大西藏”的图谋。
3、历史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尹昌衡西征胜利为民初中英外交谈判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强大的英国政府面对软弱的袁世凯政府，在谈判上却束手无策，出现了弱国赢外交的奇迹。中国政府遏制了英国通过外交施加压力分裂西藏的图谋，最终取得了民国开国以来第一次外交上的胜利。
4、历史同样给予我们另一种启示：西藏与蒙古在相同的时期，遇到相同的民族分裂危机，同样的政府，同样的外交谈判，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西藏保住了，蒙古分裂了。原因何在？只有一条：蒙古没有出现另一个尹昌衡率领大军，去击溃叛军，夺回被叛乱分子占领的土地。袁世凯政府在蒙古外交上是有心无力，无所作为，最终被迫承认外蒙古实行“自治”。虽然外蒙名义上还属于中国，但实际上外蒙的内政与外交大权都掌握在沙俄手中。外蒙如同一面历史的镜子，给了我们这样的警示：如果没有尹昌衡西征击溃叛军，收复失地的胜利，西藏就会重蹈外蒙的覆辙。
5、西征收复被叛军占领的疆土，保证了国家疆域不受侵犯，不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也表现了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强意志。
6、尹昌衡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民主共和的执政理念，分析边疆叛乱的原因，提出平叛与治理的策略，实施平叛与治理的方案，取得平叛的宝贵经验。特别是他提出，反叛的原因之一是酷吏横行，没有议会监督官吏，民情没有上达渠道，没有报纸疏通下情导致民怨越积越深，最终爆发；以及应当理解宗教、支持宗教、保护宗教等思想，都是辛亥革命与西征留下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