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志士尹昌衡军事哲学思想略论

辛亥革命志士尹昌衡军事哲学思想略论
王  川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610066）

 
辛亥革命志士尹昌衡（1884年7月11日—1953年5月26日），字硕权，号太昭，1884年生于四川彭县，早年入四川武备学堂，后留学日本，清末归国，武昌起义爆发后，四川成立大汉军政府，尹昌衡任军政部长，后任四川都督。清末民初的四川，是极度变乱之时，尹昌衡在武装动员、打击满清势力以及稳定局势上，均表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社会政局的动荡，也使得川西藏区的分裂势力蠢蠢欲动，尹昌衡以新建政权之都督身份，出兵镇抚川藏边地，不到一年，即宣告平定。此时可谓是尹昌衡一生事业和威望的顶点。之后不久，袁世凯将其招诱至北京，因不愿与袁世凯合作，尹氏以冠以“亏空公款”之罪名被判入狱九年。1916年，袁世凯死后，尹氏出狱，之后归隐西南，潜心著述，偶尔参加一些社会活动，1953年病逝于重庆。
 
一    尹昌衡相关研究综述
在“反正”、擒杀赵尔丰、川渝革命政府合并、“西征”的举动，已经广为人知。但是，对于尹昌衡的研究，由于多种原因制约，虽然有研究，取体现了较大的跳跃性。台湾方面有论文见刊；大陆方面，则有北京、南京等地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相关研究，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中华民国史”系列研究，开始关注尹昌衡，如“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丛书之《民国人物传》收入有陈祖武撰写《尹昌衡》之简传等等。除了张云侠、王辅仁《康藏大事记》（1986年）、周伟洲、周源《西藏通史民国卷》（2008年版）等专著有所论及；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有所兼及之外，专题及相关研究论文并不多。
就尹昌衡研究而言，笔者2011年7月19日在“中国知网”（即“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上进行研究成果的搜索，以尹昌衡为关健词，搜索从1994年到2011年，凡17年，才检得3篇，如《民国初期川陇两省就隆庆（囊谦）归属问题所引发的纠纷》等论文。从篇名进行搜索，得7篇，新增塔娜、喜饶尼玛合著《尹昌衡西征评述》等论文。从摘要进行搜索，检得10篇；从主题词进行搜索，检得11篇，新增了《激荡人心的〈辛亥英雄尹昌衡〉》等文。此外，近新见有尹俊春《尹昌衡其人其事其思想概述》一文，歸納了尹昌衡的思想。
中国学界的尹昌衡研究之外，国外亦有研究论文见刊，表明这一研究早已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尹昌衡在民初撰有《西征纪略》、《西征纪事》等自述体文字，回忆自己的西征经过及感慨。对于尹昌衡西征的研究，中外学界现有成果主要集中西征的背景、过程、结束的原因、西征的历史意义、尹昌衡与代都督胡景伊围绕川督之位的活动等多个方面，此外，也有某些论述兼及尹昌衡洽谈方面史实进行论述。这其中，对于尹昌衡西征结束的原因、尹昌衡与代都督胡景伊围绕川督之争，学术界众说纷纭。而对于其它问题，则较少看法分歧。
关于尹昌衡西征结束的原因，学术界诸说争鸣，大致有四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袁世凯因受到英国政府胁迫，基于压力被迫颁布命令停止西征。当时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急于获得英国承认并得到各国银行的贷款来维持政权，正如有识者指出：“如果他（袁世凯）拒绝象旧的帝国政府那样，继续出卖中国的利益，外国公使们随时可以合伙阻止他捞钱来维持他的政府。”第二种看法，是治藏策略发生了变化。孙中山的爵位、重币等种种羁縻政策的策略建议，最终被袁世凯所采纳，于是政府将政治政策为主，军事平叛不再是唯一手段了。第三种看法，在尹昌衡就任川督不久就匆匆西征，根基未稳而且长期领兵在外，川省内部矛盾凸现。代都督胡景伊扶正，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支持，这促使尹昌衡基于代替胡景伊回川主政的迫切愿望，不能专心于征西。第四种看法，在近代中国影响甚大的《申报》作为研究涉及西征的主要资料来源，认为尹昌衡之所以停止西征，既有客观条件的束缚和形势的不利，也有尹昌衡个人的原因，如性格因素、“川籍军人集团”等地方主义思想浓厚、与胡景伊争夺川督的政治考量及措施等。
最近的史料整理与研究成果，有任新建、何洁编《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一书，以及塔娜、喜饶尼玛《尹昌衡西征评述》一文。前者所收尹昌衡西征史料，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清末民初川藏局勢”；第二部分为“尹昌衡西征”，包括尹氏从筹备西征到被迫辞职的始末。前两部分所收录史料中，主要是档案、文电；第三部分为“附录”，收录了包括尹昌衡在内的西征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曾在川边任事之人有关西征的见闻、部分西征研究的论文，以及中英有关西征的交涉和“西姆拉会议”的史料，用以补档案史料之不足，增加对西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的了解。后者评述尹昌衡西征，“但由于英帝国主义的横加干涉，西征最终功败垂成，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尹昌衡西征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总体而言，鉴于尹昌衡是四川清末民初的重要政治人物，学界对于尹昌衡西征，虽有一定程度详细的探讨，但是，各界对其事功多有留意，而唯独其军事哲学思想，今人似未有专文加以探讨。本文拟在学界对于尹昌衡西征史料整理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尹昌衡的军事实践及其相关文论着眼，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对其军事哲学思想及其体系，做一初步的全景式的把握。概括而言，尹氏军事哲学的要端有二：“全体达用”和“识几应物”。所谓全体达用，是指尹氏对于军事主官之修养、用兵之重心，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当中“以体御用”的主张，强调主官心有权衡而能静侯守敬，用兵则当不废偏才而能成就所用；所谓识几应物，是指尹氏针对用兵之时机、战争态势之斟酌，均建立在对于时局和社会的精确把握基础上，对于时政和边患之危局，强调消弭祸患要在未形之际，对于川藏边地的靖安之策，特别是兵力镇抚之要点，亦有高明之论。
 
二    尹昌衡的军事哲学思想
从1911年擒杀赵尔丰，到1912年西征并于次年取得决定性胜利，尹昌衡显示出了过人的军事谋略及职业军人的水平，“尹督西征，肃清边徼，新建州县三十有余”，为民国时期创建西康省奠定了基础。而这其中，尹昌衡的军事哲学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茲试分为二节，略作详论。
（一）为将之道与革命：全体达用
尹昌衡早年即有建立军功的远大抱负，在这种抱负的激励下，尹昌衡不同于清末一般士大夫文人，强调军事对于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完善和培养自己的军事素养，并在早期的军事训练中逐步形成了充德、养才、强体为主要内容的为将之道，而清末民初，尹昌衡借助各种力量，与川渝各界进步人士一道完成了反抗满清、成立军政府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在此种动荡不安的关键时期，尹氏勇于作为，敢于担当，稳定了四川的社会和政治局势，可以这样说，尹氏这些事功即是其为将之道的应用和体现。
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曹操，曾说自己的为将之道，是“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骤看此语，似精简绝妙，但其意之所指，却不甚明了，甚至不易分辨这是曹操的肺腑之言还是应付之辞。细究尹昌衡的军事思想，似可为曹操此语的真实含义下一具体之注脚。特别是曹操所未明言的将帅所应有的“以道御之”的为将之道，尹氏之见解，颇值得称述。在尹氏早年所著的《兵事纲要》的“全体第一”篇中，他提出：
为将之道，当先全体。全体者，充其德，养其才，强其体。
这里所说的“全体”，约与今人所言的“培育根本”之义相通。在中国古代军事哲学思想当中，很早就有重视本体的倾向，例如春秋时期的墨家学派，就提出“战以勇为本”的主张。魏晋时期当中的许多名法家和军事家，也常常以“本末”对举，上述所言的曹操，更是直接以“道”来概括为将的根本做法。宋明学者，更是喜言“体用”一语，所谓“体”，就是根本之本体；所谓用，就是此种本体之自然流露。尹昌衡早年就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因而沿袭“体用”概念来说明他的军事见解，当不脱离宋明学者之旧义。不过，对于如何成为良将帅才，尹氏在此种“体用”旧义之中，增加了诸多新识。此点又以尹氏将以“全体”为概括之语的为将之道，分解为“充德”、“养才”和“强体”等三个层次的见解为典型。
何谓“充德”？尹昌衡说，“内静外敬，培其浩然。清明不可得而乱，刚毅不可得而屈。仁正居中，以义为鹄，而后可以任大事。”他认为，“夫能成大业定大计者，泰山崩而色不变，麋鹿兴而目不瞬，此其心用于虚，神凝于素也”，即能够成就大事的人，泰山崩于前而不会惊慌失色，看见麋鹿成群这样的美景更不会忘乎所以，因为“心用于虚”，无欲无求。只有这样，才有逐渐培育清爽明亮的浩然之气，在平和的气象当中自然有股刚劲勇猛之力。经过这种“内静外敬”的修养，才能做到“仁正居中”而又不失义断之勇。
尹昌衡认为，为将之道的充德修行，并不是要养成一般士大夫那种闲散之做派，而是能“仁而敢杀”。真正的武德，并不是要一味求得一团和气，而是要用心仁厚而不自乱心术，更应该要有果敢之义，所谓“仁而敢杀”，大概是充德的重心和落脚点。
只有仁德充溢，才能逐渐培养具体的才能，这就是所谓的“养才”。尹氏认为，养才的方法，主要两种：一是“学术以资之”，二是“经历以成之”。在尹昌衡看来，军事思想之培育，并不限于具体战术、兵种性能、队形和攻守之势的习得，更包括儒家六经的学习，他认为六经也可视为是武经，此种见解颇不寻常。
尹氏对于诸子百家和史籍，也同样认为是培植军事素养必不可少的科目，尹氏有一名言，颇值得一提，他说，“战略载于诸子，而陈迹著于史”。意思是说，作战方略可从诸子百家当中探求，而前人征伐得失之事迹，则备在史册。从上述观点，我们可见尹氏对于自身军事素养之养成，并无一定方圆加以自我限制，而是博采众家之所长，从经、史和诸子当中，均能求得军事之要旨，他甚至说太学和泮宫这些培养儒生的地方，同样可以塑造杰出的军事人才。同样地，尹氏认为将帅之才的经历养成，也不止于实战经验、人事历练等亲身实践，更包括积极汲取前人有益的经验总结。
尹昌衡在1909年从日本留学归来，曾在广西担任微职，但在广西期间，与曾任广西兵备道、藩台的王铁珊结为忘年交。王铁珊在广西靖边事务中，是多立战功的老将，尹昌衡在广西期间，曾专门写定《兵事纲要》，与王铁珊共同探讨军事。在这个过程中，尹氏应从王氏这一前辈身上学到了不少靖边之要策。当然，尹氏认为的“养才”，有一含义须特别指出，将帅有才，并非是要用自身之才，而是通过养才知晓如何运用众人之才，所以在他看来，将帅对于材能大小，重在“养”字，而不是对自己求全责备，无所不通。
至于强体，并非仅指健体强身之事，而是“振士气，精力从夫内”，这种武德精神和社会风气的自然养成。尹昌衡感叹道，我国自宋明以来，举国不重视武德的文弱传统，为害非浅。他说：
国家当承平之日，视德如鸿毛。及其乱也，重德如九鼎。宋明之世例也。宋之急也，万里无勤王之师，而孤臣赴援，惟张世杰。明末之季也，重镇无坚持之将，而危关效死，惟周遇吉。当此之时，天子之心，宰辅之望，黎庶之志，孰不欲举国之将皆张周之流亚欤？承平既不知选，又不知培，加以一人守正，则百夫切齿，呜呼，意将若何？意将若何？邦吾居也，何必害之？贤吾牖也，何必坏之？国有危机，匪乱弗见，及其见也，时已晚矣。
意思是说，当天下太平的时候，朝廷视武德轻如鸿毛，等到天下大乱的时候，就把武德看的比九鼎还重。这是宋明时期的经常现象。宋朝快灭亡的时候，根本没有捍卫政权的勤王之师，只有张世杰一人远赴救难；明代末年也是如此，也只有周遇吉一人可以称述。当时，上至天子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当然都渴望所有的将帅都如同张世杰、周遇吉那样杰出。但为什么没有呢？尹氏认为，这是由于宋明在天下承平的时候不重视良将之选拔、武德之培育，如果有一人较为杰出，几乎周围所有人都对之加以排斥甚至恨之切齿。这种情形下，国家有危难，才想起需要良将武德，那就已经晚了。尹昌衡这种主要提振武德的主张，才是其“强体”的主要目的和落脚点，而这也是他远超同时代学者士大夫的远见卓识。
今人理解了尹昌衡所言的上述三项全体之要目，自然就理解如何培育为将之道。而此种为将之道的运用，又是如何呢？曹操所言的“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又可说是尹昌衡清末民初事功之注脚。
清末四川反抗清廷统治之运动，激于时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对于保路运动的镇压，武昌起义之后，掌握着四川新军力量的进步将领便联合社会各界人士，迫使赵尔丰同意四川成立大汉军政府。在此之后，由于政局不稳，时任军政府都督的蒲殿俊难以稳定军心和民心，造成变乱屡起。危局当中，尹昌衡初起之时，“兵不满三百”，最终诛杀赵尔丰，稳定了四川局势。若是从人情而论，赵尔丰之兄赵尔巽对尹氏有栽培之恩，不过，若是从民族大义而言，赵尔丰当诛而不诛，则是尹氏的罪过。于此可见，对于个人之私恩与社会之公义，尹氏当有明确之权衡与取舍。
当然，尹氏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局面中能卓然而起，成为当时川渝瞩目之人杰，必有得于各方进步势力。在这期间，尹昌衡得之于四川会党，特别是哥老会之帮助，当为不少。在成都新政权建立不久，云南甚至有人将四川大汉军政府称为“成都哥老会政府”。不过，尹昌衡对于哥老会力量之运用，颇为得法，一律将这些自发的会党反满力量，编入军队，将其加以约束和使用，这正是尹氏“任天下之智力”而以正道治之的典型做法。同时，尹氏对哥老会势力之改造和约束，亦绝不徇私情，当时与尹氏私交甚笃的四川哥老会大袍哥黄子权犯法当诛，尹氏亦因众议而加以义断，将其处死，这正是体现了良将帅才应有“仁而敢诛”的绝大气魄。
在清末民初的四川变局中，尹尹昌衡如无勇武之气势，是不足以安定局面的，其事功极好地诠释了尹氏“全体达用”的为将之道。进一步言，如果说尹昌衡在清末民初成为四川的反满功勋，只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的结果，那么，尹氏在民初镇抚川边和打击土司的离心势力上，则无疑更能体现他的战略眼光和极值得后人称道的军政素养。
    （二）用兵之道与靖边：识几应物
民国初年，康藏的离心势力再次使得川藏形势陡然严峻，作为四川都督的尹昌衡，主张大举讨伐，不到一年，这些离心势力即宣告归降。此次用兵之前后计划，生动体现了尹氏对于西南大局、用兵事态和出兵时机的精确把握。针对西康特有的社会结构和战略态势，尹氏认为从长远上看，以攻心为上，甚至提出全面改造藏传佛教的宏大计划；从军事上看，经营边藏的兵力调度和防守，应注重川藏一体，首尾相应，其驻防应扼咽喉要地，贵在能取威势而不烦扰民生。
在中国古代哲学当中，有一概念非常值得注意，即“几”。所谓“几”，本与“机”相通，机原指弓弩的发射扳机，因而“几”的引申之义，一般指社会或者事态发生重大变化之前的微妙征兆。古人认为，掌握了此种征兆并加以利用，即掌握了事态变化的主动权，因而如何识几，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周易·系辞传》有“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知几其神乎？”以及“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等数语阐释“几”义。其大意是说，要成就大事，不能不洞悉人事或万物初发之萌芽，这即是“知几”或者说“识几”；识几之所以是成就天下要务的关键，则是因为万事万物最初显露的事机和时机包含了事态发展吉凶与否的事先征兆。
中国古代军事家非常注重庙算，认为决胜千里之外的战略思维对于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在军事实践层面上，均非常留意对于战争或者敌我双方态势之“几”的认识。尹昌衡亦不例外，民初川边和藏区的离心势力，趁着内地政局动乱，趁机暴动，尹氏再给袁世凯的电报中，认为这种动乱如果引发连锁反应，定当引起整个西藏和蒙古的“独立”，加上当时“我国无勘定之能力，外人有干涉之口实”。一旦在初起之时不极力加以镇抚，后果不堪设想。稍后不久，在政务处会议上，他又强调经营西藏必须全力应对，不能因为眼前叛乱规模不大而仅稍加应付，尹氏这样形容镇抚边区之策略：
如一车薪之火，以大缸之水泼之，可以使之就灭。如先用一杯，不行，再用碗，又不行，再用一桶，谩谩尝试起来，岂不误事？今天一泼，明天又一泼，无论如何，都是泼不灭的，为什么不把大缸去泼呢？
任何危局，都是起于不起眼的隐患，不识几之人，对于此种隐患或者事机，或视而不见，或见其未形而不留意，绝少能见微知著而能全力加以对待。正是如此，尹氏才对同僚强调，要用“大缸之水”才能扑灭当时川藏边地“车薪之火”的叛乱苗头。同时，对于如何镇抚的策略选择，尹氏说，“边藏地方，寥阔数千里，岂能一一荡平？自来筹边要道，要先擒其主脑，自然全边震动。”
同样地是，所谓镇抚边藏，就是可镇可抚，“如攻打地方，只要取其首要，无须全打。首要一得，其余自可迎刃而解。”事实证明，尹昌衡以新建政府之都督身份，不过一年，众多土司即表示愿意归降，“新建州县三十有余”，有效稳定了边藏形势。
在这一过程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尹氏进驻西康所统摄的部队，并非嫡系或有意选拔之精锐部队，而是从当时四川四镇兵力（“镇”相当于今人所言的师）中“各选一标人出来”（“标”相当于团级规模），由尹氏“自行组织”的临时大军。尹氏曾说，“上将不自用其才，而用众材，是以大成”。兵不必皆为雄武之辈，关键在于统驭是否得当，是否能各取其所长而加以任用。正如其所说的那样，“古今最难收拾者蛮夷，天下最难统率者散兵”，尹昌衡正是以散兵游勇之卒，稳定了川藏边境之局势。理解了尹氏识几以应时变的用兵之道，那么，他能以散兵镇抚川边藏区，也实属自然之事。
不过，当时成都政界、军界以及舆论界，对于尹氏主张大举征伐川边的做法，不赞同者甚至横加指责者大有人在，可谓物议沸腾。用尹氏自己的话来说，“挟偏心而见者谓衡激，以浮气而读者谓衡庸，而谁其谓衡心孤？” 
对于这些物议，尹氏不可能不起波澜，正如在当年六月政务处会议上的讲话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既要经营西藏，也要把这极丑丑的话拿来说一说，不要再闹小事，赶紧把我们内地的精神提起，使一般人的眼光都注重到西藏一方面，把一切无味的意思、无味的竞争都放一下了，以全副精神注到那方才行。”这种希望全川放下内争而全力经营边藏的态度，既有西南全局形势的考虑，又有很多尹氏未明言的现实因素的逼迫。所谓西南全局形势，主要是指川藏边区稳定对于西南稳定的战略意义，时人就这样形容川藏边区的彼此关系：“川省与西藏唇辅相依”；“西藏为四川藩篱，藏固而后川固，川固而后沿江各省固”。
在这种背景下，出兵镇抚是无可厚非的，当时所争者在如何经营等具体细节上。所谓现实因素的考虑，主要指民国初年，滇军势头正猛，进逼四川泸州一带，而对于川藏边区之经营，滇军亦非常积极，当时蔡锷给袁世凯的电报中就明言“番人历传谶语中，有不怕四川尹都督，只怕云南殷将军之语”。因而从当时的地方主义思想考虑，如果滇军完全掌握了处理靖边事务的主动权，将使整个四川地方政府在西南的影响力和声望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而民初四川政局不稳，尹氏亦毫不讳言，各派内争非常激烈，事实上，平定川边不久，尹昌衡与时任成都都督的胡景伊，就传出不和的流言。而最终尹氏被袁世凯招诱至北京加以禁锢，并以贪污兵费名义被判刑，不能说与这种地方政争没有任何关联。正是有这些现实因素和政治背景，所以民初四川对于靖边，尹氏认为不能不出兵，而出兵又不能一味征伐，而是以抚慰为主的渊源所在。自古以来，军事始终为政治之继续，若不明了当时政治局面之关键事机，恐不能完全理解尹氏之行事主张之深层原因。
    进一步言，如果说尹氏果断出兵西康、维护大局稳定，生动诠释了尹氏对于军事态势动态之“几”的精确把握，那么对于如何实现边藏的长久稳定，尹氏的规划则体现出他对社会结构静态之“几”的深刻理解。尹氏在《武德论》这样理解前工业时代的中国社会结构和秩序当中的“几”：
夫民散处而易治，十人执法则万夫贴耳，一乡失序则四邻共救。
意思是说，在民众的居住分布及其自发组织尚不成熟的时候，治理社会并不需要太繁杂的手段，只要控制好关键的环节，就可以保持一大片区域的稳定。同样地是，对于某一区域的失序状态，也不会影响大局。尹氏上述数语的本意，是想通过社会结构的散处易治，与行军作战的凶险万难加以比较。不过，这寥寥数语，却无意中体现出尹氏对于中国社会深刻的洞察力和思考力。
同样地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积弱局面，就与此种散乱的社会结构及其低下的战争动员能力息息相关，尹氏深感于此，非常强调社会整体战争动员力的培育，他说：
中国交通不讲，凡当动员，必后期致败。且各省不能首尾相应，虽兵额甚多，分之甚少，敌国以一多攻诸少，则胜我必矣。
此语可说是对近代中国战争得失的深刻反省和总结。当然，尹氏民初所留意的问题，主要是川藏一带，他对如何镇抚西藏、经营川边，亦建立在此种社会认识和战争动员能力的基础上。民国时期的藏区，其社会状态较之内地，其组织力力和动员力，仅系于当地藏传佛教僧人和世俗势力土司之手，整体而言，是较为分散的。因而镇抚边区的重心，是要掌握此种分散状态的关键所在。尹氏於民国初期出征川边，多留意对藏传佛教僧人的政策攻心，有過多此公开讲话，亦是此种考虑。
尹昌衡之《西征纪略》言：“（昌衡）凡巡视所过，军士不取非秋毫，夷人每趋数百里，牛酒迎道中。昌衡皆反其馈厚赉之，遇小过，则慰戒而释之，贫无告者勤恤之，凡僧寺皆谕以佛法而优遇之，不杀一人，不取一介，用刑不过二百杖，故夷人皆呼‘生佛’”；抚及边民，保护寺庙僧众，深受寺庙僧众喜好，“佥曰：我都督真护法佛也。于是群生觉悟，皆大欢喜，咸传远迩，番众大服云云”。
而从军事态势上而言，控制川藏边区，就不能不留意一些政治中心和重要关隘的驻防。
川邊、西藏，地区广袤，人烟稀少，如要固守，只能选择交通要道具有战略价值的据点，这一点，清代边藏粮台所在之地如康定、巴塘、理塘、昌都（察木多）、工布江达等，就是已被历史检验的具有战略价值的据点。对于上述康定、巴塘、昌都、工布江达等具有战略价值的据点，尹昌衡均有较深入的认识，他先后指出：
巴塘者，西康之心腹也；
昌都介居边藏之中，势成锁钥，要扼咽喉，以之控制两方，最为便利，察木多（昌都），又为前藏要关；
盖昌都定，则藏番之势夺，而边藏之臂定矣。
江达（即工布江达）本边地险要，拉萨之咽喉也。
因此，尹昌衡部西征军收复昌都、工布江达等战略据点后，坚决固守，以此带动此“点”周边的大片土地，即“面”。
尤其是位于南北两路之中的交汇点康定、昌都，分别是掌控“边“（即川边、西康）、”藏“（西藏）的战略重点，“窃查昌都、康定两府均属要塞”，更是尹昌衡战略思考中的关键枢纽；他指出：南部各路进取后，“各守其所，应时分援，而以泸城为策源，以应南北”，“如北边有事，则以北为本攻，南为后劲，昌、炉夹击之。南路有事，则南为本攻，北为后劲，昌、炉夹击之。全边无事，则出昌都之兵，以向两藏。南北两翼，比节而进”。
尹氏在《筹边大计画》中，提到军队驻防藏区的要点：一是要首尾相顾，二是要集中驻防。关于首尾相顾，他看到以往经营西藏和四川边地的力量，互不统属，这就造成一有变乱，彼此不能相互呼应，因而尹氏建议今后统一指挥，一定要做到首尾相顾。同时，他又建议驻防藏区的要点，是“驻兵宜大集，不宜多于分割。零星小驻，易坏军纪，多生骚扰自罪而外招祸。且一有大事，势同瓦解，不能集合”。应该说，如果没有对藏区社会及其战略重心的深刻认识，是不可能提出这种简要之良策的。
考虑到川藏边地是中原文化不能深入波及的地方，边地藏民又主要信奉佛教，佛教势力在藏区的地位是任何文化所不能替代的，尹昌衡认为依靠武力以开拓边疆，终究有所不能及，而“顺习俗而理民”，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鉴于此，他提出要建立“西方佛教集成总会”这一机构，开启藏区民智，逐渐笼络藏区人才，将藏区达赖在政治、文化、教育和选拔人才上原有的主导权，通过这一机构逐渐转移到疆吏之手中。由此可见，对于如何实现川藏边地之长治久安，尹氏思虑所及，绝非一介武夫，而是具有一定长远眼光的战略家。
 
三    结语
总而言之，尹昌衡西征迅速取得了军事胜利，他能在边地统驭散兵而成就不凡之事功，与所到地民众的支持，密不可分。即使西藏地方上层，支持者亦不少。如拉萨摄政之第穆呼图克图、哲蚌寺的某些扎仓及其僧人等，“藏人即喇嘛之一部分，皆暗通华人”，“或则接济华兵粮食”，所以，西藏及边藏的绝大多数民众是拥护国家统一的。这使得尹昌衡的西征具有符合广大边藏、西藏民众意愿的涵义，成为了人心所向的正义之举。自然，西征也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的支持。另一方面，边藏的叛乱源头在拉萨的西藏地方上层，蔓延至川边，连成边藏一片之势，看起来似乎声势浩大，其实外强中干。而且，西藏地方上层的叛乱，既违背了藏族民众的意愿，又征兵出战，扰动各方，给所在地的民众造成了不安甚至损害，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与尹昌衡西征军比较之下，叛乱最终失败也是自然之事。这一背景是尹昌衡西征短短数月即取得了较大军事胜利的根本原因。
尹昌衡西征，在短短数月中取得了的较大军事成绩，以及一定的政治进展，辉煌的战果曾极大地震慑了外国殖民主义者及西藏上层少数分裂分子，这应该说是多方面合力的结果。除了边藏各地彭日升等部边军与民众的接应、配合，辛亥鼎革后全川民众的倾力支持、滇黔粤等内地省份的声势支持与出兵声援外，与尹昌衡采取了切合实际情况的用兵策略，有着直接的关系。尹氏确实体现出其用兵之道有超乎同侪的精妙之处，而其经营川藏边地的靖边政策，亦终归为有识之士所欣赏和赞同，如识者有“尹昌衡的所作所为，不愧是一位有胆识的爱国将领”之论。否则，民国初年的西征之举，恐怕就不仅只有一次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作为近代革命元勋和边疆能吏的尹昌衡，他的以“全体达用”、“识几应物”为标示的军事哲学思想，更是生动地再现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及其强健精神在近现代中国的深厚生命力。由此可以说，尹氏深谋远虑，是一位具有长远眼光的战略家。因此，辛亥志士、西征勇士、军事智士之“三士一体”，应该成为对于近代风云历史人物尹昌衡的历史记忆。
 
（原载《哲学研究》2011年第11期，第53—57页）
 
 
【作者简介】王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