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有明确纪年的第一年，史称共和元年；故中华民族向往“共和”之史迹可上溯至三千年前。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皇朝，建立了囻主共和的中华民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最伟大的政治变革，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囻主潮流的正面回应，是无数囻主先驱心血凝成的历史丰碑。
尹公昌衡不愧为这群囻主先驱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志士仁人。中华民国之创立，直接缘于武昌首义，而武昌首义之成功，端赖于四川保路风潮和四川民国军政府排除干扰、稳定全川，予以强烈支持。在其中，尹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观尹公一生事功和学术，可书之于史者甚多，而尤可注意者则：
一、坚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尹公童年困学，弱冠远游，青年时已成就囻主建国、捍卫共和国领土完整之大业，未及三十而为上将军，可谓功成名就而踌躇满志。然因抵制乱命、反对袁世凯称帝，与蔡锷同时被软禁北京，不久便下狱。嗣后，袁氏事败身亡，尹公洗雪诬陷、得脱囹圄，北洋政府和南方革命党均百计欲得其助力，皆以理拒之而退求至道。尹公认为，革命党所欲打倒者既非“桀纣”而所拥护者亦非“尧舜”，两者以暴力相搏，只会给人民带来苦难。后数十年，国事纷纭、群雄并起，其同学好友如冯国璋、李烈钧、阎锡山之辈，旧属门生如李宗仁、白崇禧之类，先后风云于中国政坛，而尹公獨立特行，视功名富贵如粪土，潜心求索中华民族走向真正的囻主、共和、昌盛、至乐之大道。事实证明，前列所谓风云人物，或假借“革命”、“囻主”之名义，行谋取一己私利之实；或被势主裹胁利用，虽奋斗一生于国事不无裨益，终究未能实现囻主共和之理想，而生灵涂炭、亿万苍生已付出惨重代价。
尹公卓尔不群之识见，由来有自。其早岁于北京狱中曾赋《锦江老妪曲》一首。诗中“只有六经传介子”之句，反映其獨立之精神。介子推曾与晋公子重耳避难出奔，艰险相随、周游列国多年。重耳返国后即位为晋文公（后为春秋五霸之一），而介子推归田奉母。文公不忘旧交，请其入朝为官，而介子推奉母避入深山。于是文公派人放火焚绵山逼其出。子推坚不屈服，与母同丧火海。后人仰慕其狷介高洁之志，以寒食节禁火纪念之。然此犹一般人皮相之见——即使不愿做官，又与孔子所定之“六经”何关？后世称“隐士”者大有人在。所谓隐士不外想做官而不能者，或主张不被世主所赏识者。唐朝读书人更有隐居终南山以扬名，而更快地做官，所谓“终南快捷方式”者是也。而有诗云：“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即为此辈之写照。介子推则完全不同，他所抱之宗旨是“知识不必为政治服务”，知识分子——“士”不必为君主服务。此即陈寅恪先生认为必须以生命相守的“獨立之精神”。有此獨立之精神，始有自由之思想；无此獨立之精神，则其思想必屈从于权贵、依附于“主义”。尹公认定，介子推之獨立精神传自孔子之“六经”。观尹公之“归田退思”，既非无做官之机遇，亦非无政治军事之才干，而是出于对“獨立之精神”之自觉，并时无两而至为可贵者也。尹公“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追索者为何？答云：人类囻主、至乐之大道也。
尹公五律《困极有感》后四句说：“孔孟去已远，拿华非我先。会当辟奇境，独拔五千年”。尹公本于孔孟儒家思想自不待言，然孔孟去今已两千余年，必须与时俱进吸收、融合当今文明世界所公认之普适价值。无论法国（拿破仑）、美国（华盛顿）俱应学习，但不能简单照搬而需与中国之社会实际、文化传统有机结合。尹公坚信——总有一天（会当）能融合全人类所有文明成果，创发“独拔五千年”之空前的“至道”。相信此诗作于尹公晚年在探索中将有得而犹未得之际，故名为“困极有感”。其之所以陷入思想困境，即因不愿人云亦云而坚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故。此四句诗，既是尹公之自勉，也是其精神境界之写照。
尹公著作等身，其《唯白论》蔚为大观（“白”读作兹，意为心之觉悟）。据尹公自谓，此书集宇宙观、人生观、性命观、政教观、万物观、事理观于一体。又说：“此《论》一日不传，（则）世界一日不治，人心一日不明，众生一日不渡”，则此书为明人心、渡众生、治世界而作，且并收兼蓄儒释道三家“天人合一”、“内圣外王”、“明心见性”之学说。虽其论“白”之部分内容，或不能被首肯，然人们不得不承认：“明人心”为“治世界”之必由之路，实为万世颠扑不破之真理。此书版行于1931年（辛未），而后尹公在论孔孟、老庄之书中又推演日新。其根本宗旨皆在于去人心之蔽，从而达至囻主至乐之境界。观今日人类世界之乱相怪像，虽各有其具体之原因，但推究至于极，无不起于心性迷乱，邪念作祟。是故《论语·为政》记孔子言：“为政以德”，紧接着说：“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二、追求囻主共和之政治理想
尹公自早岁即解脱“忠臣义士”之情节，转而确立囻主共和之理想，从不被任何党派之宣言、领袖之意志所动摇，可谓“一以贯之”于终生。当其在中华民国四川军政府大都督任内，处理“满城”之举即一证也。屠夫赵尔丰振压保路风潮，杀人如麻。尹公擒获尔丰并将其明正典刑，犹未能平息众怒。蜀人对赵尔丰所代表之满清政府的怨愤，转而迁怒于居于成都王城之所有满人。四方八面之民军皆执戈围攻满城。城中满族人命悬一线、势如垒卵。当此之时，尹公“乃单骑诣其门”，挥退围城民军，入城抚慰曰：“五族犹兄弟也…安忍灭诸君乎？”又规劝满人放下武器，拥护囻主共和，并予以生活给济。又让副都督罗伦入住满城，以安定人心。一面晓谕蜀人：赵尔丰之罪不得迁怒普通满人，凡我各族人民俱应同享共和，于是“满汉咸睦”。尹公视古今中外一切人民“皆我同胞”，以悲天悯人之胸怀，抱全人类共和之期望。辛亥革命之际，各地或多或少发生过伤害满民以泄愤之事，而唯独在成都——赵屠夫种下仇恨最深之地，反出现不伤满民一人而满汉咸睦之奇迹。此则不能不归功于尹公崇尚“共和”之理想真实不虚，且实现“共和”之措施切实有力。
西征途中，尹公致电当局分析历来地方治乱之由，确认囻主为中国政治之唯一出路。电文略云：“查前清之际，无年无战。推厥由来，均由吏治窳败，边民言语难通，边地交通不便，吏易欺上，民情难达，既无议会以监督官吏，又无报纸以疏通下情，非有积忿，不肯发泄。及其既发，遂多暴行。每因一吏失政，竟致烽火频惊，推原祸始，情实可矜。”文中所言：政治腐败、官吏贪墨为集权专制制度之痼疾；语言难通、交通不便乃少数民族聚居边远地区之常态。由此而导致民变，数千年皇朝时期屡见不鲜，不足为怪。然而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之根本宗旨即为实施囻主政治。囻主政治必须有选举产生之民意机构约束政府，必须有新闻自由之媒体“疏通下情“监督政府。在尹公看来，此举不仅为治理全国之根本大计，而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尤当率先实行。由此可见，尹公实心囻主，迫切期待囻主政治在中国之全面实现。
其后，尹公拒绝南北两边的邀约，究其根本原因，即已洞悉双方均非真心实意谋求囻主共和建立于中国之人。尹公怀抱囻主共和理想而奋斗之未竟之业，正有待于后人继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