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运动是继中国早期现代化起点---洋务运动之后的中国早期全面现代化进程的奠基点，也是现代民族国家重建与现代民族复兴的序幕。
尹昌衡是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涌现出来的对民族对国家做出了自己贡献的重要的四川历史名人。他从辛亥革命起，即登上历史舞台，在历史前沿崭露头角，站在历史潮头，参与到了引领时代英雄人物和精英人物的历史行列，在巴蜀历史名人星空中，放射出自己一道具有独特个性和传奇性的光芒。
对尹昌衡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对他的褒贬不一，分岐很大。但我们党早有公允的历史定评。1951年贺龙同志就说：“尹先生对国家，对民族有贡献，应予照顾。”邓小平同志说：“尹先生的事，我们要管。” 像尹昌衡这样为国家民族做出过有益之事的志士仁人， 走在我们前面清扫着阻碍中国社会进步障碍的清道夫，确实是值得我们关爱和尊重的。
立功、立德、立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优秀历史人物评价的标 准。拿这个标准来看尹昌衡，他对国家对民族确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尹昌衡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卒于1953年，这正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型、传统自然经济向早期现代化转型、优秀传统文化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探索时代。对革命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复杂曲折的探索，是这个时代从未有过的历史变局。尹昌衡对这个转换和探索的历史时代和历史变局的推动和发展，从个人立功、立德、立言方面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这个贡献，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做了哪些事，参与了哪些历史事件，而应该看他的时代和他为人，看他的所思、所想和所为。
首先，就立功而言，他是推动帝制结束、共和建立的辛亥革命践行家，是西征平叛、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安全的军事家。
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宏伟革命潮流中，他是立于历史潮头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勇敢的弄潮儿，做了顺潮流之自然、应民心之待望，做了惊天动地的非凡之事，成了率领四川民众，用屠杀四川人的刽子手赵尔丰自己的腰带软刀砍了赵尔丰头颅的传奇英雄；又是统率四川军政府制定民主政令措施，在经济币制、新闻报业、集会结社、政治修明、教育文化、正风励俗、变革陋习、禁绝鸦片烟馆、举荐人才、提升国民“内能参议政治，外能与世界竞争”的文明知识与素质等方面，制订民主革新政令措施，在全国各省中，四川是率先于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排头兵；
他还是请缨平叛，守疆卫国，五千西征军，纵横三千里，大小百余战，稳藏安川康，阻遏英帝国主义“西姆拉”侵略美梦的“川之控疆大臣”西征军总司令。
在护国战争、北伐战争和抗战时期，他虽然多因疾而不愿出头露面，但仍是保留着参谋国事、勇于践行、与时谐行、与时俱进的战士本色。
其次，就立德而言，尹昌衡一生重视的信条是“德垂后裔”的“德” 字，信守“人不以地、物生分别心，而惟以道德判高下”的“道德”二字。骆成骤（晚清状元，曾任都督府顾问）评价他：“尹昌衡出死入生，爱民卫国，精忠大孝，上轶古人，目所亲睹，我也。” 他少年时代的祖宅在旧彭县升平乡，是川西坝子九世耕读传家的典型的书香农居，自幼即生活于锄经林盘的环境之中，浸润于以《左传》所提倡的 ”义方“ 教育为特色的家规、家训的家风之中。祖父尹善志留有“忠孝仁勇，无愧厥心 方可见吾地下”的祖训。其父尹苴臣是私塾之师，其母是川西义士刘世敏之女，自幼熟读经史。她亲课幼年昌衡，要牢记“男儿应有风云志，莫使贫亲老豢猪” 的家训，使昌衡牢记终身，受用终身。这个负耒横经，既耕且读的书香家训环境，是成都平原传承两三千年的天生的乡贤文化的典型。昌衡在这里出生、发蒙、求学、受教，三岁由母亲用儒经启蒙，九岁即“通经子百家”， 十岁即备赋颂之功，十一岁即进学为诸生，在此度过了十三岁的少年时代。为求学访求名师，始举家迁往成都城内，在尊经书院（是锦江书院） 读书，在十九岁赴日以前即具备了深厚的国学功底。总之，他一生重德重民、公忠体国的学养品德与建功立业的根基是在他生于斯、长于斯的西蜀人文故乡奠定的，他的文心明慧是西蜀特色的乡贤文化和乡绅文化熏陶出来的，加上他留日求学的经历，遂成为学贯中西的儒将和重德、重心源的 儒生。
就立德而言，他有两方面特点：
一是重以德立身之教。“大学之教，先修其身。孔门四科，首重德行。” 修齐治平的基础在明德，在修炼仁心，故他认为 “无德者其功非功，无德者其言非言”，缺了 “德教”，再大的功不是功，再高的言不是言，这是中华民族道德的准则。他认为“立德”有两个境界：“为子孙谋者，当施之以德泽”，以“家德之教” 泽被子孙，也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是修身齐家层次；而“为天下谋者，当全其大公”，国家治理与天下和谐的追求，则要以“大公之教”全及大众，也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治国平天下的层次。两个层次，就是两种境界都需要。故“德重后裔斯为寿，学传先绪名乃成”，“德教”是永久的事业。
二是重“忠孝仁勇”的践行。不仅处理大政方针要“因其教而治其民”，如不计个人进退，把革命运动中宣称“四川独立”的军政府主动并入大中华共和共同体，体现了地方文化凝心聚力于大一统文化中国的精神。又如领导四川军政府践行“五族共和，满汉一体”，以仁义道德的公心，化解满汉民族矛盾，使“满城”成为辛亥革命中最先实现民族和谐而无争斗的城市；
而且在捍卫传统文化和本土文化。保护乡土历史记忆上作出表率，如：保护成都释道寺庙，不允损毁，保护光严禅院与《洪武南藏》、保护“峨眉圣积寺圣积晚钟”等珍贵历史遗产的行动，皆是践行“济利天下”的仁厚宅心。所以，观其行，看他的所思所想，确是能躬行 “志在济利天下。虽难，吾心日日思之，吾口日日言之，吾行日日赴之的实践。躬行吾日三省吾身的修身实践和社会实践。以“大公”为德，“不党南以谋北，亦不党北以谋南”，这是尹昌衡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态度，也是他在居家育子琐事上的态度。正因为他终身以“德”立身，以“德”立行，以“德”感人，光明磊落，所以他被袁世凯囚禁所栽上的“侵公款”罪名，连袁世凯自己也不相信。他的一生是坚守“功成而不居，至乐而永保”原则的范士，不是某些评论者所谓的“野心家” “投机家”的评判。
再次，说到立言，他最大的亮点是在中国哲学范式上，他是第一个以中国学术话语提出“唯白论”学术体系的思想家。
尹昌衡是精通国学的，他的思想体系是以儒为本，融释道而通诸子百家。所以，他能把儒释道三学的宇宙本体论加以会通：
儒的视宇宙自然运行规律为“天理”和视人生境界追求为“良心”；
佛的视万物为“因果” “唯识”，无我、无执、无相、无住，追求人生境界的利乐有情，圆融随缘；
道在宇宙本体观上的崇尚自然，上善若水与人生治理、社会治理上的无为而治，上无为而下有为，水利万物而不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等等。他把儒释道三学，这三种不同表述的本体论与人生观加以圆融会通，提出了 “宇宙唯白”的概念。这个“白”的概念，从物理学范畴讲，它不是无颜色的意思，而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等多种色彩的综合，即是“白”，是包含了所有色彩元素的“白”。从宇宙组成原则的范畴讲，“白”不是 “无”，也不是“有”，不是“色”亦不是
”空“，但它又是“无”又是“有”，又是“色”又是“空”，是兼具“有” “无” “色” “空”的“中”，由“中” 致于 “和”而形成的东西就是“易”的“太极”。这个“太极” 生于“无”，这个 “无” 不是 “没有东西”，而是“恍兮忽兮，其中有象的“象”，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象中之象”与“象外之象”，是包含阴阳两仪四象的“象”，就像是物理学上的“白”色的概念是个化合作用的概念，故用“白”这个会通圆融中和的概念, 来代替“太极”概念，更为科学与合理，故称之为“唯白”。
再从意识形态范畴讲，进入了人的主观认识论层面，如只把物质世界视为多元素的客观存在，而不注重它的变化，则容易陷入只静不动的思维。如只注意物质世界的动，而不注意它的平衡与和谐，则又容易陷入永远争斗不息的思维。所以，“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二者合在一起的天行健的“ 动“与地势坤的“静”结合在一起的思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本性。尹昌衡对中华传统文化这一本性是这样认识的：以自然唯物，动静变易为动力与精神唯心灵为文化之根，合在一起的和谐思维，同时包含了中和、中正、中庸等社会概念在内的思维，才是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根本。这个复杂状况的哲学范畴无以名之，只有叫“唯白”才合适。用尹昌衡的话来说,是“依据唯物，直通唯心”。这句话用今天的语境来解读，“唯物”是人的认识依据的客观背景，“唯心”是人的认识依据的精神家园。“物”是语境，“心” 是灵魂。自然是环境，文化是灵魂。这就是“唯白论”的内涵实质与外延解读。
由此观之，尹昌衡的“宇宙唯白”比老子“道生于无”，多了宇宙元素的综合性，“唯白”不是“无”，是多元色彩的综合，是宇宙原色的多彩综合。“唯白”又比佛学的法相唯识宗的“唯识”高出一头，佛学“唯识” 是指与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相对应的色、声、香、味、触、法六识，属于感性层次；七识即末那识，是六识之上因外界触生污染的意识；这七识就是低层次之识，只有第八识即那耶识， 即直指本心，心即是佛的开悟（悟性）之识，是“心识”，而 “唯白” 是 尹昌衡所讲的 “依据唯物，直通唯心”，消除 “唯物” 与 “唯心” 二者的对立和隔阂，是沟通 “唯物与唯心” 的“物”与“心”互应互鉴、互融互化之识，强调了圆融变易而成为心物共同体的“白”的作用，这是第八识的活用，但确高出于佛学的 '‘唯 识“。这样说来 ，“唯白,就是儒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了，但也不全是。“唯白, 是“天理“,与“人心”的互动，达到互通互融为一体的认识论过程，它比儒家理学 “存天理，去人欲“又高了一个层次，应该是以“中”为核心的心学，是陆王“心源”之学的发展。这个“中“，在哲学范畴叫作“中庸”,它含有辩证法的意义；在国家治理范畴叫作“中和”，在社会治理范畴叫作“中正”,它们含有和谐包容、过犹不及的“止于至善”的意义，类似于佛学的中观、止观。因此，尹昌衡的“唯白论“ 更强调“止心”。 他著有《止心篇》,他命名自己的居宅为 “止园“。客观的 “止园,与主观的“止心”相结合，就是“依据唯物，直通唯心”,就是解决 “止“是心前源的依皈，是精神家园的最高境界。叫做“止园”。以今天文化学的视角来观察，尹昌衡 的 “唯白,“ “止心’, “中道“，无非就是解决文化是根、是灵魂的问题。这在今天是人们经常挂在口头的公认熟理，但放在八十年前让尹昌衡来思考，这确实是不容易的。尤其是考虑到他当时还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能有这种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出来的辩证思维，更是难能可贵的。
由此观之，尹昌衡的“唯白论,是以儒为本，融汇儒释道而加以创新性解读的自成一家之言的独到的认识论学术体系。他留学日本，西学有一定基础，这对他创立“唯白论”是有影响的。但他并没采用西方文化的话语，而是天然采用了中国学术话语，坚持了本土传统文化的话语权，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幼从三岁起即受儒家经典的启蒙教育，传统文明相伴一生，儒释道文化浸润于他每一个思维细胞，自然形成须臾不可离异的传统文化思维定势。“唯白论”就是他传统文化思维定势的结晶。当然，这也并未否认他因接触与认识西学，而在其著作里融入了西学的知识、信息和智慧，但中西主次是分明的。另一方面，他的志向是“行者霖雨济苍生, 藏者著书教万世”，体现了中国儒生立身行事儒道结合的本色。“穷则独善其身”与“达则兼济天下”，“进而用世” 与“退而归隐”，“用之则行” 与 “舍之则藏”，“进可筹策家国、施展三才”与“退可著书立说，通经致用” 这些似乎对立矛盾的因素，在中国传统儒生身上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尹昌衡具有这个特色。他的一生，前半生上马是大将，后半生下马是儒生；前半生是名士皮毛、英雄本色，后半生是圣贤学问、仙佛精神；对他的学术评价，应该是儒释道一以贯之，兼以西学为辅为补。他是有独特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位近代思想家。
尹昌衡于1953年去世，这个时间点有标志性的意义：正是中国近代史终结，中国现代史开端之时。所以，我们把他放入近代向现代转型时期来考察，他是一只脚立足于旧学营垒，努力开始向新学转型；而另一只脚刚迈步于现代殿堂，正接触到中国现代学熹曦的一线曙光。可惜他的生命终止在这一片曙光初起的地带，不然可以设想他对中国现代化的新转型，定会持续“唯白论”思路，作出独立特行，我行我素的新探索。
最后，把他放到地方乡土文化环境历代蜀学的成长和发展的轨迹来考察，他还具有蜀学人才的特点。蜀学是以蜀解儒经为本，融释道，贯百家，表为百科六艺，不断以蜀人的“翻案”思维做创新性转型文章的开放性学术体系。蜀学的开端是扬马。文翁兴学，相如为师，相如是“包括宇宙” “错综古今”的“通儒”，扬雄是汉代被誉为“西道”亦是“东道”的 “孔子”其学术结晶是“天地人合一“的太玄学,扬马之后的历代蜀学大家，从谯周、陈子昂、李白、杜甫到苏轼、张械、魏了翁、谯定、杨升 庵、来知德、李调元、刘沅、刘咸圻、廖平，直到现代文化宗匠郭沫若，都是比肩扬马，以扬马为宗师，对蜀学在各个时代的创新性转型分别做出了大小不同的贡献。在蜀学大家的星空里，还闪耀着大大小小或精或微的星星。不管这些星星大小如何，作用是微是强，都构成“蜀学体系”的共同点：重文史，重今文经学，重“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司马相如语） 的宏观、统体与会通思维，特别是喜爱翻案的创新思维，具有梦幻浪漫的想象力特征，多是百科全书的“通儒”，不少是文武兼济的通才。他们不鸣则已，一鸣则语惊天下。他们的鸣也非为己的忧乐际遇之鸣，而是忧乐天下际，为国家之盛而鸣。蜀学与蜀才的这些特点，经过历代的传承和浸染，已经成为巴蜀文化的血脉和基因、历史信息的密码、文化的特色养料，哺育着一代又一代蜀中学人。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蜀中学人会不受到这个文化基因的影响和传承，会不受到巴蜀文脉的熏陶和感染，尹昌衡就是在这源远流长的蜀学蜀才的历史长廊里生于斯、长于斯，不可等闲视之的一位近代蜀才。他具有文韬武略皆备、百科全书式的蜀中通儒特点；他具有宏观统体的汇通思维和翻学术陈案的翻案创新思维，他还是个不以个人坎坷际遇和荣辱舆论为意，而以鸣天下之忧乐、观国家之命运、究天人之际、错综古今之变而加以独立思考与探索的“唯白”哲学家。
自辛亥革命至今百年来，对尹昌衡这个人才的研究和认识，始终还没走上一个正常的上下求索的学术轨道，甚至充满偏见和误解，其极致或指为“不学无术” “骗世欺人”，以权术使谋的“倒退者”和“反动派”。对于他学术上的成就，更少人慧眼流光。当然，这也与他的著作未能正式面世，很少人知其然有莫大的关系，但不读他的史料，不究其生平和思想而想当然而下结论的风气也长行于世。
20世纪80年，现代改革开放以来，对尹昌衡的认识和研究，有了根本立场的改变，逐步成为了正面人才的标的。但对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仍然缺乏应有的评价。这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 方面将有关他的基础史料与时代史料整理、出版、备齐，以供知人论世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将百年来的研究与评价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与历史记忆疏理比考，找出对尹昌衡评价的这条马蹄形曲线评价与研究轨迹，以便得到应有的经验教训。通过尹昌衡这个四川历史名人个案，取得吸取前代蜀人贡献的知识、经验和智慧，作为研究巴蜀文化、传承巴蜀文脉的金鉴。
基于上述目的，我们将近百年来有关尹昌衡的研究著述和记述，分类作了整理和疏理，以明线索，以清眉目，以便勾画出有关尹昌衡这一历史人物发生发展的研究轨迹，并努力找出其基本认识和规律以及基本认识特点，以供后来研究者的参考和思索。清算过往的来程，是为了未来的走向，希望这本《尹昌衡研究概览》能为读者和研判者起到小小的综视性作用，则编者幸甚。限于思维水平，不妥不当之处，亦望读者谖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