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1884—1953），四川彭县人，早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武备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1907年12月，入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日士官生第6期。在日本，尹昌衡与其同学李烈钧、阎锡山、刘存厚、徐树铮、李书诚、唐继尧、孙传芳等秘密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旨在反清的同盟会的秘密军事组织“铁血丈夫团”。回国后，虽然清廷抓不到他们这个把柄，但却借口他们在北京的会考不及格而一律不分配工作。
1911年辛亥革命后，四川积极响应，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由蒲殿俊出任都督，尹昌衡任军政部部长。12月8日，因军饷发放问题引发兵变骚乱，军政府正、副都督在混乱中逃走，尹昌衡挺身而出率兵进城平叛，被成都各界公推为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1912年，成都、重庆两地军政府合并，年仅28岁的尹昌衡又出任新成立的四川都督府都督。
武昌起义后，国内政局动荡，一直觊觎我国西藏的英国，认为这是使西藏脱离中国成为“保卫英属印度安全战略缓冲区”的最佳时机，于是唆使西藏地方政府发动驱逐在藏川军的事变。同时，因四川总督赵尔丰调川滇边军镇压保路运动，使得川边驻防空虚，少数不服改土归流的土司趁机叛乱。继而，叛军向东进军，“先后攻占了乡城、定乡，阻隔了川藏交通；又攻陷了江卡、乍丫、稻城、三坝、南敦等处，理塘、河口、盐井也相继失守，巴塘、昌都被围数重，川边全境未被攻克者，仅八县而已”。
闻警之后，尹昌衡多次电陈北洋政府，指出“藏亡则边地不守，边失则全国皆亡”，恳请迅速发兵平叛。云南都督蔡锷、重庆镇守使熊克武也先后致电北洋政府，请准发兵救藏。6月14日，北洋政府批复了尹昌衡西征的请求，命令他率川军入川边平乱，令蔡锷派滇军增援。
西征前夕，尹昌衡特别发表《西征别川人书》，开头就说：“大汉国本未固，而边藏离逖，是使我光复之土不全，而神明之胄不武也。用特修我六师以镇藩服，而雪国耻，此即衡竭忠尽瘁之秋也。然而犹有忧者，则不在冰山雪岭阻前途，而在于河内关中无后继。是以我车既西，尤不能不眷眷东顾也。”洋洋千言，情真意切，表达了西征的决心，也道出了他的东顾之忧。6月16日，成都各界群众在武侯祠举行了欢送出征仪式，场面相当感人。
7月10日，尹昌衡率西征军主力2500人，自成都出发，29日抵达打箭炉（今四川康定）。8月，西征军在收复雅江后兵分两路：南路由朱森林率领3个营兵力进趋理塘；北路由刘瑞麟率领1个营兵力直趋昌都；北路避实就虚，南路重兵出击。西征军一路所向披靡，“昌都保全，巴塘困解，理塘克服，贡觉收复，三岩继定”，“川边全境，指日肃清”。之所以如此神速，除尹昌衡身先士卒，指挥有序，用兵有方，并得滇军协同和各地藏族爱国僧俗民众的支援外，更得助于他诛杀屠夫赵尔丰之威名。
尹在《西征纪略》中就写道：“其边夷以昌衡诛赵之威，畏如虎，远近悉传出兵十余万，皆惊遁。故势如破竹。”原来，赵尔丰铁腕经边，边人视之如虎，无不畏之。民间传说，谁家小孩耍横，哭闹不休，只要说声“赵大帅来了”，再横的娃儿也吓得赶忙躲到大人怀中，再不敢出声。于是尹昌衡将诛杀赵尔丰，死后身首异地的现场照片，广为印发，边人见之，无不胆寒。认为尹都督赵大帅都敢杀，谁能敌。
彼时巴塘吃紧，令稽廉驰援，稽抵巴时粮绝欲退的驻军才稍定，可无粮军难稳。稽乃大书“巴安粮绝”四字飞檄驰报。尹昌衡见报，就独自以二三十人，赶着百头牛马，轻骑飞奔，星夜赴难，驰援巴塘。听说尹都督到了巴塘，贼寇大惧，我军奋发，绒米诸夷三日内就纳粮数百。不久，藏军皆败，失地复得，当年赵尔丰已“改土归流”的各土司，又再归顺。“昌衡悉罢土官，与以俸，而设吏以治之。”“土司有以钜万金求还印绶者，却之。”这便是尹昌衡借赵尔丰之头护赵尔丰之法的成功一笔。对此，袁世凯在致电黎元洪时，赞扬尹昌衡平叛“极为得手”。
9月，尹昌衡在昌都集结大军，趁叛军“溃归之便”，“西进千里，据江达”，厉兵秣马，做好随时向拉萨深入的准备。而滇军也进驻察隅等地，准备“一出江达而北，一渡楚褚河而西，不惟形势便利，而近可以置叛番于死命，远可以戢强英之野心”。英国得知川、滇军将大举挺进前藏，便采取强硬手段向袁世凯政府施压，迫其休兵。急于获得善后大借款的袁世凯政府，一连9次电告尹昌衡“英人干涉”，饬其“万勿越境深入，致启外衅”，并作出停止进军西藏的命令，撤销西征军。9月底，尹昌衡被袁世凯解除四川都督之职，改任为川边镇抚使，受其旧属、新任四川都督胡景伊节制。
尹昌衡能够快速平定川边藏民叛乱，这让袁世凯甚为忌惮。如果尹昌衡这头猛虎势力坐大，岂不成了自己的心腹大患。1913年，尹昌衡与蔡锷、黎元洪一起，被袁世凯作为最不放心的三个都督，诱去北京软禁。后蔡锷逃回云南，举起讨袁义旗。因为尹昌衡也要潜离北京回川讨袁，袁世凯恼羞成怒，将尹昌衡逮捕，关在监狱中。袁世凯一命呜呼后，尹昌衡终于在同学阎锡山帮助下，冲破北洋军阀对他的羁绊，结束多年的铁窗生活潜回成都。可是，等待他的是刘湘等人逼着要他发表《归隐宣言》。看来，不只是袁世凯担心尹昌衡，就连刘湘等人也是将其视为挑战的，毕竟尹昌衡在川军中资历更老。
在《归隐宣言》中，尹昌衡无奈地写道：“……昌衡从此不党南以谋北，亦不党北以谋南。不厚蜀而挤滇，亦不厚滇而弃蜀，公议私情两不敢背，勋名利禄一意长辞……”这篇《归隐宣言》很快被成都及省内多家报纸转载，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纷纷。大家不难从中看出，其字里行间蕴含着好不容易归来的尹昌衡的失望、失落和悲痛。一个职业军人，不能在军中供职，等于是敲掉了猛虎的牙齿，已经不能再伤人了。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国事操劳过度，在北京溘然去世。尹昌衡心灰意冷，在家隐居，潜心学术，著有《止园文集》《止园诗抄》等。虽说是隐居，但他仍是成都极有影响的五老七贤的头，尚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抗战胜利后，时任国民党国防部长的白崇禧有次路过成都，专门去拜望恩师尹昌衡。说来话长，白崇禧是广西人，怎么会把尹昌衡这个四川人称为恩师呢？原来尹昌衡留日归来后，一时没有去处，时广西巡抚张鸣岐延聘尹昌衡去了广西当时的省会桂林，与尹昌衡的校友——同时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不过要高他三期的蔡锷一起创办广西陆军学堂。张鸣歧委任蔡锷和尹昌衡分别担任广西陆军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
1905年，广西陆军学校开始招生，由尹昌衡全权独立负责。广西陆军学校首届招生200名，前三名要带去见巡抚张鸣岐。担任主考官的尹昌衡招考学生很特别。他不要考生进教室应试，而是在大厅上正襟危坐，传考生一个个进来面试。考生已收取过半，尚无一个满意的。尹昌衡心中正叹广西无人时，进来了一个考生。
此人仪表堂堂，体格魁梧匀称，有大将风度。他心中不由一喜。再一提问，来人对答如流，颇有见地，正是后来被称为小诸葛的白崇禧。除了白崇禧，李宗仁也是尹昌衡招录进广西陆军学校的。他们当然非常感恩尹昌衡的提携了。可惜后来广西巡抚张鸣岐看见尹昌衡的言论非常激进，生怕牵连自己，影响个人仕途，于是就把尹昌衡礼送出境了。
1910年，尹昌衡返川，任四川督练公所军事科长，后升任编译局总办。辛亥革命后四川独立，1911年11月，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出任军政部长。1912年被推为四川军政府都督后，尹昌衡开四川袍哥总堂口“大汉公”，自任总舵把子。成都各街道，袍哥公口林立，仅仁字旗公口即达到374处之多。
市民争相参加袍哥，希图自保，人心浮动。对成都袍哥势力恶性发展，尹昌衡不但未制止，反而大力提倡，他本人任“大汉公”总舵把子以后，有时还到各公口拜客。每到一处，公口必锣鼓唢呐，放火炮迎接，且簪花挂红，大摆酒筵，以致军政府红彩红布一大堆，处理政务却找不到人，成为一时笑谈。
尹昌衡28岁逢辛亥革命乘势崛起，不到30岁即结束政治生命，论者无不为之惋惜。尽管轰轰烈烈的西征最终因英帝国主义的阻挠而以失败告终，未能实现尹昌衡的宏图大志，却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西藏地方分裂”，为川边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矛盾起到重要作用，尹昌衡功不可没。1949年四川解放，尹昌衡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病故于重庆，享年69岁。（彭忠富/整理；参考文献《尹昌衡》）